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中国的农民是有创造性的群体，也是做了很大牺牲的群体，同时又是贡献最大的群体，到现在还是最大的弱势群体”。前日，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郭书田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这位81岁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关注“三农”，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与变革仍要从农村着手。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认为国家财政的“三农”投入太低。 实习生 林宏贤 南都记者 冯宙锋 摄
户籍改革要解决福利待遇均等化 建议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
郭书田说，中国农民总数占全世界农民总数的40%，既是中国最大的群体，也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农民群体。因此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变革，重点和难点还在农村。近年来，由于城乡差别过大，农村人口拥入城市造成了农村的空洞化。
“这两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开始略高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但绝对数相差还很大。”郭书田说，农民统计的是纯收入，包括实物性收入，如自己种的菜、烧的柴等；而城市统计的是可支配收入，各种福利性收入还没有计算在内。
近年成都、重庆等地试行一元化的户籍制度，但郭书田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社会福利待遇均等化的问题。一位在北京打拼十多年的湖南民工，却不愿意解决北京户口，原因是“变成城里人，家里那点地就没了”，而北京的福利又不能享受，孩子上幼儿园都要交好多额外的费用。
对此，郭书田认为应还权给农民，让农民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土地的股份合作制，农民不但有承包权转让的收益，还可以分享增值的效益，财产性收入会越来越大，使农民富起来，就没有了失地的后顾之忧。
这样一来，不管人在农村还是城市，任何人不能剥夺他的权益，随着城市化的过程，二元结构调整的时候，农民工能够变成市民，这就解决了当前“土地城市化”而“农民没有市民化”的大问题。
改变农民地位要改变“重工轻农、重城轻乡”观念
“如果没有农民做出的贡献，中国不会形成独立的工业体系，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郭书田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有意识地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价格，由此造成的剪刀差收入”高达9494亿元，这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郭书田认为，全国农村劳动力转为城市劳动力的成本高达5万亿元，但“转移的成本、风险都是农民自己承担，国家一分钱也没有花”。郭书田认为，改变农民地位首先要解决“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观念问题。
郭书田说，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仍有不足，“用于‘三农’的支出比例现在只占财政总收入的10%左右”。他举例道，去年国家财政用于“三农”的经费第一次超过了1万亿元，但同期全国乡镇企业上缴的税收就达到13000多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