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农户存粮在我国粮食储备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长期占比约为50%。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豫鲁皖粤等地调研时发现，随着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广大农村“藏粮于民”的格局发生明显变化，产粮区农户“零存粮”现象增多；另一方面，受产业转移等因素的影响，沿海大量务工人员出现回流，粮食消费压力悄然向内地转移。
业内人士表示，上述两种变化相互叠加，或将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产销区粮食消费格局，给国内粮食安全提出新的挑战。
农民存粮意识越来越淡
和前些年比，现在老百姓家里存粮的越来越少了，为了图省事，加上急着外出务工，很多人都是地里收地头卖。
骄阳似火，在中储粮安阳直属库滑县库区收购点，42岁的农民张登云正挥汗如雨，忙着从车上卸粮食。这位来自河南滑县王庄镇的种粮大户告诉记者，当天一共拉了6000多斤小麦过来，家里还有10多万斤没有来得及卖。
“和前些年比，现在老百姓家里存粮的越来越少了，为了图省事，加上急着外出务工，很多人都是地里收地头卖，我是种粮大户，但卖完以后家里也没啥存粮。”
在山东省兖州市小孟镇李家楼村，村民张其文介绍，早几年开始，自己家里就不存粮食了，今年的小麦也是一次性卖光。
“存粮不是件容易事儿。一是咱院子小，地方不够；二是三放两放，一过夏天，虫咬鼠嗑，斤秤也不少失。”张其文说，“还有，村里青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二次卖粮的时候想找人帮忙都难。再说了，这粮食不像楼房那么有升头，存来存去，涨不了几分钱，划不来。”
中储粮安阳直属库党委副书记尚社民介绍，根据测算，当地老百姓目前卖“地头粮”的在40%左右，而且近年来这一比例还在增长，由此说明农民存粮意识越来越淡了。
据了解，农户存粮在我国粮食储备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长期占比约为50%。
但国家粮食局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近年来农户存粮趋于下降：有61%的农户存粮只够7个月所需的口粮；有10%的农户存粮只够维持3个月的消费需求；另有29%的农户甚至不存粮或很少存粮。
江西余干县枫林湾村一共230户，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产粮大村，但该村目前存粮农户不到30%。
村支书吴顺太介绍，前些年因为担心粮食涨价或者出现灾荒，家家户户都存口粮，多的甚至一年都吃不完。“现在打工一天挣上百块钱，够买几个月的馒头，加上粮食连年丰收，很多人认为有钱就行，没人觉得会闹粮荒。”
今麦郎面粉兖州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赵双林告诉记者，在农民“零存粮”现象增多的同时，除了国有粮库外，现在手中粮食最多的是小商小贩等粮食经纪人，“公司附近的大安镇前道义村，一个小贩今年就收了600吨粮食。”
内地粮食消费可能形成“两头堵”
当前农户“零存粮”现象的增多，以及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可能给内地粮食消费形成“两头堵”的局面。
“从‘藏粮于民’到‘零存粮’，这样的变化不容忽视。”
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果不发生大的粮食危机，依靠市场基本可以解决粮食问题。
“但是当遭遇粮食歉收或大的灾害时，一旦市场供应减少或价格异常上涨，容易引发抢购甚至恐慌，甚至威胁社会稳定。尤其是一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一旦发生粮食危机，如果农户家庭没有存粮，而外界粮食难以送达，后果不堪设想。”
产区农户“零存粮”增多的同时，《经济参考报》记者在粮食销区采访发现，近年来，受产业转移、城市化进程加速等有关因素影响，东南沿海城市吸纳的大量内地劳动力出现回流趋势，产销区的粮食消费形势也随之悄然调整。两种变化相互叠加，给当前的国内粮食安全提出了新的课题。
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表明，2009年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为1803.89万人，较之2008年减少了51.48万人。
“这一变化，意味着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增长的拐点已经到来，将缓解珠三角地区粮食安全的压力，也意味着内地粮食安全压力的增大。”胡靖说。
春江水暖鸭先知。南方粮油市场经理蔡焕元介绍，早在2005年前后，市场每天交易量达4000吨，从2008年以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今年截至目前，平均每天的销量仅有2200吨，跟高峰期相比下降了近一半。
“随着外来人口的波动式下降，粮食消费往内地转移是大势所趋，市场想回到曾经的高峰期已经不可能了。”
安徽省粮食局副局长戴绍勤表示，由于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从主产区的角度看，不光农民储粮备荒的意识淡了，不少地方政府对保障粮食安全也存有“轻率的乐观”。而当前农户“零存粮”现象的增多，以及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可能给内地粮食消费形成“两头堵”的局面。
地方粮食储备应走出“计划模式”
面对农户“零存粮”现象的增多，以及当前产销区粮食消费形势的变化，有关专家表示，当前仍要高度重视“藏粮于民”的稳定器作用；同时应立足农村实际，保持和扩大农户的粮食储备规模，改善和提高农户存粮质量。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丁声俊认为，破解农户“零存粮”问题，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民充分意识到未来粮食供求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重新唤起农民存粮备荒、保障粮食安全的意识；另一方面也要创新农户存粮思路，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品种、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农户存粮，采取不同的存粮形式。
“在农户分散的山区，因为交通不便，服务较弱，要大力提倡农户自己存粮。国家给予支持，粮食部门也要普及一些实用简便的存粮方法。”丁声俊说，“在粮食主产区，则可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积极鼓励粮食购销企业通过‘粮食银行’等形式，开展代购、代销、代储和兑换业务，还可以通过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农户粮食集约化储存，让农户储粮的形式更加多元化、更具操作性。”
据了解，从2007年起，我国粮食部门就启动了农户科学储粮工程，目前已在25个省份为500多万农户配置了新型储粮装具，每年为农户减少储粮损失59万多吨。
戴绍勤认为，在新形势下，各地政府应重新审视此前的地方粮食储备制度，有针对性地做出调整。
据了解，国内产区一般根据其非农人口3个月口粮的供应量进行粮食储备，销区则增加至6个月。但一些地方粮食部门反映，这一规定只是指导性的，各地在具体操作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销区相比，由于离田头近，加上财力所限，产区政府的储备意识向来比较淡，有的储备量甚至达不到规定标准。
戴绍勤说：“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储备的重视，增强地方储备力度，而且要加大对成品粮和方便食品的存储，一旦出现问题，能随时进行应急调控。”
还有专家建议，在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相关部门应在人口结构变化与粮食储备之间建立起一套相互衔接的监测预警体系，以避免简单的计划式调控，更好地提高粮食安全保障系数。
国内外粮市关联度加大 粮价传导值得警惕
连日来，由于受美国旱情等异常气候影响，国际主要农产品(5.49,0.00,0.00%)价格持续大幅上扬，大豆、玉米两大品种期货价格均刷新纪录，小麦价格也联动上涨。相比之下，目前国内粮价整体平稳，所受国际影响有限。
尽管如此，有关专家指出，在全球一体化大背景下，近年来国际国内农产品市场关联度日渐提升，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传导作用越来越明显，此间出现新的动态，以及暴露出的有关问题亟待引起关注。
国际市场粮价对中国市场影响渐深
从2012年6月份开始，作为世界第一大农业生产和出口国的美国，中西部地区遭受50多年来的罕见干旱天气。由于预期玉米、大豆将大幅减产，相关品种的国际粮价随之走高。
此前，2006至2008年、2010至2011年发生的两次国际国内粮价波动也令人印象深刻。
2008年，国际粮食价格延续前几年的上涨势头，大幅攀升。联合国(微博)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粮食价格2006年、2007年分别上涨了12%和24%，2008年前8个月涨幅则超过50%。相比之下，当年国内粮价未有太大变化，总体市场平稳。
时隔两年，2010年7月，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价格暴涨42%，创半个世纪以来最大单月涨幅；欧洲市场小麦价格上涨近50%，为30年来最大单月涨幅。在国内，以小麦、玉米、豆类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则随之波动，保持稳中略涨态势。
“世界粮荒，中国不慌。”业内人士指出，在粮食安全方面，由于我国始终坚持自给自足的立场，加之国家对粮食价格一直以来进行的调控措施起到了削峰填谷的效果，使得国内粮价波动幅度远低于国际市场。
但从近年来多次的粮价波动看，国内外粮市的关联度也明显提升。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总经济师朱险峰说：“从我国加入WT O以来，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影响是事实存在的，影响程度也是越来越大，国内外市场粮价走势呈现出越来越大的一致性。”
曲线传导波及主粮现象值得警惕
针对上述几次国内外粮价的波动轨迹，有关专家分析指出，除了凸显出国际国内粮价联动性逐渐走高这一共同趋势外，每一轮价格波动的诱因、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传导路径及影响又有所不同。
中华粮网高级研究员柴宁表示，以2008年国际“粮食危机”为例，当时美国使用玉米发展生物燃料，有关农产品需求量大增，加上天灾使得美、澳等主要粮食出口国产量下降，多种因素叠加导致全球粮价普涨，但粮价高涨很大程度还是缘于高油价的传导作用。
“对比2008年，自然灾害成为今年粮价上涨的导火索，而粮价继续上涨的后续推动力将主要源于灾害天气导致的粮食供需失衡，以及美国、巴西等国燃料乙醇的高速发展。”柴宁说。
郑交所市场部分析师施利敏指出，由于全球粮食供求格局日益处于一种微妙的、堪称“锋刃上的平衡”，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放大供给的不足，相关诱因包括经济增长过热、投机、自然灾害等，甚至某一粮食出口国的临时政策也会引发席卷全球的“蝴蝶效应”。
2011年春节后，受干旱天气影响，郑交所强麦1109合约短期内急速走高，单日涨幅冲破3000点，最高涨至3110点，当日成交量接近百万手，持仓量逼近30万手，几乎是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三倍。但一场大范围降雨过后，强麦期货连续下跌。
合肥国家粮食批发交易市场分析师葛亮指出，这种“过山车”行情是典型的资本借助天气题材炒作所致。
“在国内粮价进入上升通道的大背景下，游资借助各种题材炒作预期，对市场的扰动效果越来越明显，炒作对象也已经从大豆、玉米，扩大至小麦、稻谷等主粮品种。”
除了诱因多样外，由于各粮食品种之间的替代效应，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传导路径也出现了新情况。
安徽省粮食局副局长戴绍勤表示，今年启动托市收购后，国内小麦价格稳中有升，受国际影响不大。但从长远看，由于小麦玉米价格倒挂，国内小麦替代玉米作为饲料的通道已经打开，各品种间可能产生联动涨价效应。
“数据话语权”缺失不利粮食安全
专家指出，随着国内外粮市关联度日趋走高，每一轮粮食价格的传导和波动，都伴随着“数据话语权”的博弈和较量。但由于国内“数据话语权”的乏力乃至缺失，往往给粮食调控和市场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以2004年的“大豆危机”为例，当时美国农业部先调低、后调高大豆产量，造成大豆价格从暴涨到暴跌，我国大豆产业由此蒙受重大损失。
朱险峰认为，长期来看，我国粮食市场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不可避免，政府调控也要以此为根基，而不能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
“概括起来，两个市场的传导无非是实体的进出口和非实体的信息及其产生的市场信心和预期，而进出口国家一直实行配额制，因此非实体的信息将是今后两个市场传导的关键点。”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粮食加工企业，还是有关产业研究机构，相关人员在分析粮价走势时，无一例外都要提到美国农业部定期发布的报告。
中华粮网信息部研发总监张智先说：“在国际农产品(5.49,0.00,0.00%)市场上，美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不仅因为它是全球最主要的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还在于其建立了一套足以影响国际粮价的数据体系。相比之下，当前国内有诸多部门检测农产品生产和价格信息，但很多时候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数据的可靠、及时、公开缺乏有效保障。”
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表示，要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除了坚持立足自身，继续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外，还要大力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
“与此同时，应利用当前农业规模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契机，逐步建立起中国的农业数据体系和权威、统一、系统的发声渠道；要健全完善粮价和成本监测体系，拓展粮食信息收集渠道，扩大信息来源，并加强国际市场粮价监测与国内粮食价格预警机制的衔接。”
国家粮食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颜波表示，在国际国内农产品市场日渐融合的情况下，还应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合理运用W T O规则，加强粮食领域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完善粮食贸易政策。
种粮大省：40岁以下散户种粮积极性几乎为零
正值夏管时节，《经济参考报》记者来到黑龙江省肇东市宋站镇晓光村，令人诧异的是村里几乎见不到青壮年劳动力，有的人家房门上的锁已生锈，显然很久没住人了。穿过两条街，终于见到了55岁的本村农民王淑华。“今年种了23亩地，家里人都在外面打工呢，亲戚也帮忙照看着地。”她说，村里一半以上人口都在外地打工，大都是妇女和老人种地。
上述情况不是个案。江西省吉水县金滩镇塘下村当了20多年村支书的刘学泽眼看着村里种田人越来越少。“全村一共430多户，2003年村里还有一半农民在种田，现在只有120户种了，还多是村干部、小组长和老人，40岁以下的人种粮积极性几乎为零。”
记者近日在豫、鲁、赣、皖、黑、粤六个主要粮食产销省的多个村庄蹲点调查发现，支撑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的种粮主体正快速进入转换期。一方面因为比较效益低，散户“40岁以下的人种粮积极性几乎为零”；另一方面由于形成规模效益，大户种粮积极性高涨，但也存在土地流转后从事非粮化生产的苗头。
散户为什么不愿种粮？黑龙江省安达市羊草镇安乐村村支书李砚说，虽然这几年粮价涨了，但幅度很小，远不及种地成本涨得快。现在和农业税取消时比，每亩地用肥增了70元，用种增了40元，加上机耕等各种费用，每亩投入从原来的220元涨到现在的400元左右。虽然种地成本翻番，但粮食产量增加不多，每亩五六百元的收入只抵上打工三四天挣的钱，真是“辛辛苦苦忙一年，不抵一月打工钱”。
一些农民认为，如果种粮比较效益持续走低，越来越多的散户将会退出种粮舞台，他们的下一代也将彻底远离土地。更多耕地流转到种粮大户手中，大户成为今后农业生产主力军。
相比散户，大户可以形成规模收益，种粮积极性较高。广东省惠州市横沥镇矮陂村村民潘伟平十五年前就开始规模化种田，那时他们夫妻俩种了50亩地，家里的车、房子都是靠种地收益买的。潘伟平说，现在种了80亩地，虽然人工、农资都在涨，但粮价也涨一些“一年能赚五六万元。”
记者从走访的多个村庄了解到，种粮大户承包的土地规模整体上呈扩大趋势。不过，随着大户种粮积极性走高，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应警惕土地流转后非粮化的倾向。河南省滑县留固镇东留固村农民耿爱丽今年种了398亩小麦，其中一半套种了辣椒。坐在自家门前，耿爱丽给《经济参考报》记者算了一笔效益账：“如果不套种，按双季亩产一千斤麦子和一千斤玉米算，每亩净收入300元。套种后虽然小麦亩产减少100斤，但能多收入3000元。”耿爱丽说，全镇10多个种粮大户都这样套种，“按照现在的包地费用，只种小麦、玉米，再有能耐的人也赚不了多少钱”。
那么，将来谁种地？如何把地种好？
一些村干部认为，为避免农民因种粮效益低而弃耕，解决传统种粮主体离开农业生产出现的“谁来种粮”问题，应扶持种粮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使其有能力流转土地。并在粮食补贴、农机补贴等方面向这些生产经营主体倾斜。通过他们推动规模化种植、统防统治病虫害，提升耕地质量，挖掘增粮潜力。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将有大量散户种粮，大户在农业生产中也会有越来越细化的需求。所以，应培育农业托管队等可以提供社会化服务的新型农业服务组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让具有明显种植优势的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来种粮，这是一个方向，但并不意味着让农村小规模家庭的主妇，或者老年人都放弃种粮。我国未来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格局应该是多数家庭种粮满足自给性粮食需要，但不以粮食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而商品粮的提供者则是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由他们发展现代粮食产业，确保粮食市场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