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研究中心主任鲍里斯：苏联时期的老革命根本不考虑民生。二战后俄罗斯人口增加了近一倍，为了吃饱饭、穿好衣，他们应该发展轻工业，解决民生，但他们只知道花钱研制武器，和美国搞军备竞赛，在阿富汗打仗。
叶卡捷琳堡的战争纪念广场
叶卡捷琳堡：一座工业城市的过去与今天
乌拉尔之都
Google地图上显示，叶卡捷琳堡与莫斯科的距离是1667公里。从莫斯科起飞一路向东，两个多小时便降落到叶卡捷琳堡机场。从地理学意义上讲，当双脚踏上叶卡捷琳堡的那一刻起，我们已从欧洲又回到了亚洲——叶卡捷琳堡恰好位于欧亚分界线的东边。很多到达叶卡捷琳堡的人都要专程赶到欧亚分界纪念碑那里拍照留念。可惜我们时间有限，无法专门驱车到那里体会横跨欧亚的神奇与豪迈感。
因为地缘政治的特点，叶卡捷琳堡被称为“乌拉尔之都”。当地人对这一点深以为自豪。在市内的一些小路上，很多地方都标着“亚洲”和“欧洲”。他们喜欢说：“俄罗斯是只双头鹰，一头看着亚洲，一头看着欧洲，我们叶卡捷琳堡就是这只双头鹰共用的脖子。”
叶卡捷琳堡并不算大，与在莫斯科时常看到的那些高耸雄伟、气势磅礴却又严肃冷峻的“斯大林式”建筑不同，这里的建筑大多是四四方方、平整规则的“赫鲁晓夫楼”。这是上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在全国推行的产品，这批居民楼通常有五层高，每户人家都拥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全天供应热水。虽然每套面积并不是很大，但在那个年代，毕竟实现了大多数人拥有自己一方天地的梦想。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俄罗斯很多城市开始拆除这种有强烈时代烙印的“赫鲁晓夫楼”，但是这里却仍然大面积保留着。加之略显破败的厂区，在这个城市几天的采访中，经常有置身我国东北某老工业基地的错觉——建筑风格甚至城市气质上的相像。
无论在苏联时期还是俄罗斯时期，叶卡捷琳堡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工业城市。对于其城市地位，不同资料的描述也各不相同，有的称其为“第三大城市”，有的称其为“第五大城市”。据中国驻叶卡捷琳堡前任总领事谢金英介绍，从人口说，有130万人口的叶卡捷琳堡排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和下诺夫哥罗德之后，位列第五；而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讲，它在俄罗斯的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三。不过，不论城市规模、建设水平还是繁华程度，若用中国的“第三大”或“第五大”的概念来对照，显然会有很大落差。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被当地华人习惯地称为“叶卡”的地方，多少有些陌生。其实它也是一个时代剧变的见证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下台。后几经辗转，沙皇及全家在1918年4月被押送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即叶卡捷琳堡）伊帕季耶维奇公寓。1918年7月，同红军作战的旧俄军队迫近叶卡捷琳堡。为避免反苏维埃力量俘获沙皇并以此做文章，7月17日凌晨2时，尼古拉二世家族包括他们的仆人共11人被秘密处决。他们的尸体被浇上硫酸和汽油焚毁，残余骨渣被埋藏在叶卡捷琳堡地区一个废弃的洞穴中。
这个事件曾长期秘而不宣，直到后来政治气氛有所放松才逐渐被外界知晓。这以后，每逢沙皇被枪杀的日子，很多当地人就跑到伊帕季耶维奇公寓查看这所神秘的房子。由于这所房子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当时的苏联最高当局下令时任州长的叶利钦将其拆除。在一个夜晚，叶利钦派人将房子拆毁，原址浇上了柏油。很多年后，叶利钦对此表达了忏悔之意。1998年，根据已经成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的命令，沙皇一家的遗体被隆重安葬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教堂中；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主席团确认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庭成员“是政治镇压的牺牲品”，并为其恢复名誉。而在叶卡捷琳堡他们当年被枪杀的公寓上，也建了一个“滴血教堂”，里面收藏了很多尼古拉二世一家的照片。当地居民会点上一根蜡烛，闭上眼睛默默地立在画像前祈祷一会儿。“很难说我们是爱沙皇还是怀念他，更准确地讲是同情他和他的家人，因为与历史上的其他沙皇相比，尼古拉二世还算比较温和的，也愿意变革，只不过时运不济，他赶上了革命的风暴。”当地居民阿列克谢告诉我们。
20年前的另一场巨大的历史变动，对这个城市影响是直接的。“叶卡是一个重工业集中、军工企业集中的城市，苏联解体后，原来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原有的经济链条中断，产品滞销，生产萎缩，遭遇到很大困难。”原驻叶卡捷琳堡总领事谢金英告诉我们，“苏联时期，这里93%的企业与其他加盟共和国有直接关系。解体之后，很多产品消化不了，对经济影响非常大。”乌拉尔国立技术大学教授鲍里斯告诉我们，当时叶卡捷琳堡有很多工厂倒闭或者以极低的价格被拍卖。“过渡时期，很多人利用收购原来大企业的机会而使自己一夜暴富。乔布斯也是富豪，但是他的一生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很大贡献；可是我们那些暴发户们，除了使自己的财富变成天文数字之外，没有给社会创造任何价值。”说到这里，鲍里斯变得愤愤不平起来。
不过因为苏联人口少，原本就劳动力不足，所以这里并不存在像中国经济转轨时遇到的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的状况，但是整个城市发展水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陷入了停滞，直到最近几年，情况才有所好转。“我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去保存、支持那些原有的工业企业，所以很多工厂无法保持原来的状态，当然，这也逼迫它们开始考虑重新建立新的工业体系。正是因为这些新兴的工业体系，包括建筑产品、工业机械产品，这些新兴工厂才使城市重新得到发展。”鲍里斯说。
2009年，“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第9次会议选址在叶卡捷琳堡，借助这次峰会，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提升。在穿城而过的伊谢季河边，有一幢崭新的办公楼。当地华人曹慧然告诉我们，这是州长官邸，上合组织会议时拨款新建的。市中心的几条主干道的路面状况明显好于其他地段，小曹说，若没有“上合峰会”，它还会像以前一样坑坑洼洼。俄罗斯的物价普遍高，这里也不例外。小曹是2000年来到叶卡的，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感觉，“这个城市物价10年涨了6倍”。
“你们要看苏联的痕迹，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曹慧然指着遥远地平线上一座高高的白塔，在清一色的低矮建筑中，它显得特别突兀。“那个塔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这是苏联时期立的项目，按规划，它要建成全苏联最高的电视转播塔。可是建到一半，庞大的苏联一夜间倒塌，建设资金也没了着落，电视塔一直被闲弃在那儿。如今有了卫星信号，也失去了重建这座塔的意义，不过它现在有了新的功能——成了当地跳伞爱好者的青睐之地。政府不允许跳，他们便经常偷偷爬上去一试身手。
如果仅仅把叶卡捷琳堡理解为一个工业城市，那实在是对它的轻视。娜塔莉娅·彼得洛娃是位端庄优雅的女性，她之前的身份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文化部长，现在是州“地区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她熟练地给我们介绍了一串数字：州里有1000多个图书馆，32个专业剧院，博物馆总数超过600多个，200多所音乐小学和专科学校，30多所高等专业学校。在这样一个只有130万人口的城市中，却有乌拉尔爱乐乐团、乌拉尔交响乐团、国家合唱团、乌拉尔民乐团等文化机构，其文化底子着实不容小觑。“战争期间很多有名的艺术家被苏联安排到乌拉尔一带躲避战火，就为了不让残酷的战争毁掉我们的文化；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不让政治变动毁掉我们的文化。时代会变，但是某些精神和文化会超越一时的纷扰而永久留传。”娜塔莉娅·彼得洛娃说。
叶利钦研究中心主任鲍里斯
英雄之城
在叶卡捷琳堡市中心伊谢季河边的一个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青铜雕像，上面的两人正是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塔季谢夫（Vasily Tatishchev）和根尼（Georg Wilhelm de Gennin）。炮兵学院毕业的上尉塔季谢夫后来成为俄罗斯杰出的政治家、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根尼则是一位采矿和冶金专业的工程师。当年他们奉彼得大帝命，来到矿藏丰富的乌拉尔地区建造一个俄罗斯最大也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冶金厂。人工开凿的伊谢季河成为工厂早期的动力来源。
1723年11月18日，冶金厂铸造车间里的两把铁锻锤开始工作，这一时间点后来就成为叶卡捷琳堡的建城时间。彼得大帝的妻子凯瑟琳（即叶卡捷琳娜一世），则成了这个新城市的名字。叶卡捷琳堡建成后不久，很快就成为乌拉尔地区的炼铁业中心。1878年，铁路将这座工业城市与俄罗斯的西部疆域联系起来，并在1885年东通秋明、南达车里雅宾斯克，这也使得叶卡捷琳堡的工业更大规模地发展。1923年，叶卡捷琳堡成为总面积1757平方公里的大乌拉尔地区的中心。上世纪30年代，大量的大型工厂在这里兴建和重建，工业潜力的加强，人口在战前最后10年增加了3倍。
像俄罗斯很多城市一样，时代变迁也深刻体现在这座城市的名字上。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为了纪念列宁早逝的亲密战友斯维尔德洛夫，1924年，带有沙皇印迹的叶卡捷琳堡被改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还未等苏联正式解体，1991年9月4日，城市就改回它原来的名字，以前拆毁的教堂和建筑物也开始重建。
“二战”期间，叶卡捷琳堡的前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几乎成了“英雄城市”的代名词。当时斯大林将大型工厂转移到乌拉尔地区，叶卡捷琳堡也成为一个巨大的军工生产重地。“当时有437家大型工厂从欧洲部分转移过来，这些机器运来后，来不及修厂房，往地上一放，就在露天的条件下投入运行。即使在这种工作条件下，人们也源源不断地给前线输送武器装备。”乌拉尔国立科技大学教授鲍里斯不无自豪地说，“所以德国人有一种说法：是乌拉尔打败了德国。”
五一大街的“军官俱乐部”门前，几辆导弹车和坦克骄傲地立在高台上，炮筒仍然霸气地指向天际，仿佛提醒人们它们曾在苏联历史上扮演过的重要角色——虽然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居民对这些威武的重家伙们都视若无物，鲜有人会将目光投向这里。里面的院子更是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装甲车和坦克，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免费武器展览。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围栏，也没人看管，我们起初还小心翼翼地围在四周拍照，后来索性肆无忌惮地爬上去、钻进去，拍个痛快——回来上网一查，才知道刚才踩在脚下的那辆标有“T-72”的坦克，是“两伊战争”中参战双方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这些曾经的英雄企业在苏联解体时遭遇到严重的挑战。“那些军工企业虽然被保留下来，但是很多企业产品已经改变，比如有的原来生产坦克，现在开始生产汽车车厢。当然坦克的生产线仍然保留，不过要根据市场的订单而定。俄罗斯军政改革也走向国际化，对乌拉尔是有好处的，国家会给我们下订单，生产新的产品。”鲍里斯说。
叶卡捷琳堡至今还保持着它们在军工产业上的优势。很多俄罗斯的潜艇、导弹都是这里研发出来的，每年在这里都有武器展。作为军工企业的重镇，叶卡捷琳堡在长达几十年里都不允许外国人进入。1960年5月1日，美国中情局所属的U-2侦察飞机进入到这个城市的领空侦察时，被S-75地对空导弹击中，飞行员加里·鲍尔斯被俘。直到1991年，这座颇具神秘感的城市才对外开放。但是，“很多在工厂里工作的人掌握了一些特殊技术，所以虽然苏联解体后，外国人可以进来，但是本市人出国是要受限制的，甚至去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也不行”。鲍里斯说，有些小城市的工厂在苏联时期生产核武器，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销毁过期的核武器，这些地方至今仍不对外开放。
当年苏联科学院将乌拉尔分院的主要研究机构也放在了叶卡捷琳堡。“冷战”时期，他们专攻军事科学。据说有名的S-300防空导弹就是他们的杰作之一。现在他们的科研经费，约有2/3仍由政府下拨。作为曾经的超级大国的国防工业重镇，叶卡捷琳堡在苏联时期无疑享有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但是，这个城市也为此付出过惨重代价。
1979年4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怪病袭击了叶卡捷琳堡的契卡洛夫地区。短短几天内，几十人因炭疽病菌感染而死亡。当时苏联政府没收了所有医院的数据，对外解释是由于食用了被感染上病菌的肉。多年来，西方情报部门一直怀疑这起炭疽热的真正起因，是附近一家军事生化实验室的炭疽病菌泄露。
1992年，当时的总统叶利钦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承认，1979年的炭疽病菌传播，是“我们的军事研究出了问题”。据报道，这个实验室隶属于当地一家军工企业，在苏联时代，专门负责生产用于细菌武器的炭疽。这次炭疽病菌泄漏，对叶卡捷琳堡造成的伤害是短时间内无法弥合的。1979到1989的10年间对叶卡捷琳堡的人口统计表明，契卡洛夫区的人口呈明显下降趋势，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新生儿中有中枢神经问题的达80%。虽然叶利钦后来下令停止生物武器生产，但是原苏联设在基辅和叶卡捷琳堡等地的三处国防微生物实验室仍然紧闭其门，笼罩在当地人头上的生物武器的阴影并未消除。
参观叶利钦研究中心的青年学生
“工厂之父”
从叶卡捷琳堡市中心向北开出不久，就进入到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区域——铁路区。铁路区的面积非常大，约占叶卡捷琳堡的1/4。如果把叶卡捷琳堡粗疏地比做沈阳，那么这里的铁路区就相当于著名的铁西区。
苏维埃取得政权后，利用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取得了远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苏联在1937年3月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其工业总产值从欧洲第四位跃居第一位、全球第二位。而作为整体经济布局的一部分，彼时的叶卡捷琳堡成为苏联重型机械制造、重化工业及钢铁工业的中心。一大批著名的大型骨干企业应运而生，其中最有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被当地人称为“Uralmash”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因为其历史悠久，又负责生产“制造机器的机器”，乌拉尔重机又被称为“工厂之父”。
也许正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联系采访乌拉尔重机厂时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们先是被告知所有的采访必须至少提前一个月联系，一遍遍沟通后，才终于同意可以通融。负责接待媒体的公共关系部显得非常谨慎，不但事先要求提交详细的采访清单，而且通过翻译一再强调采访不能涉及政治问题。承诺遵守他们的要求后，我们才获得一个采访机会。按约定的时间到达那里，却又在厂区外边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才获准进入，颇有点老国企的架子和效率。
“我去过中国，我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就住在友谊宾馆。我们在齐齐哈尔、鞍山、上海、包头等地建了很多工厂，所以对中国非常熟悉。”接待我们的厂史博物馆负责人阿杰耶夫·谢尔盖耶夫（Ageev Sergey）一上来就非常爽朗地说。
在乌拉尔重机门前的小广场上，一面墙上镶嵌了一连串它在苏联不同时期得到的勋章，其中有几枚还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这些曾经的“兄弟”国家颁发的，昭示着它昔日的荣耀。更值得一提的是，蒋经国当年就在这里工作过。也是在这里结识了女工芳娜——即后来的蒋方良。采访中阿杰耶夫花了很长时间给我们讲“尼古拉”（蒋经国的俄文名）的故事，他特别强调说：“蒋经国最初到这里是任车间主任助手，不是你们的历史书上写的车间副主任。”
1932年底，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开始投建，建成后的乌拉尔重机，除了为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生产一些大型机械设备外，也开始生产一些军需品，包括由彼得罗夫设计的M-30榴弹炮，它后来成为苏联红军师级作战单位的主力支援火炮。
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乌拉尔重机更是为历史留下了一连串辉煌的纪录。它先是生产坦克车体，进而加入到T-34坦克的生产队伍；1942年8月，厂里的研制队伍又制造出以T-34坦克为基础设计的SU-122突击炮，当年7月被大量投入到库尔斯克战役中。1943年4月，根据红军炮兵局的要求，乌拉尔重机研制出SU-85坦克歼击车，在对德作战中成为“虎”式重型坦克的克星，也很快成为红军的主力战车。1944年9月，乌拉尔重机开始生产后来成为另一个经典产品的SU-100自行火炮。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德军的对抗中，击毁过德军的“黑豹”式战斗坦克、“虎”式重型坦克和“猎豹”坦克歼击车。SU-100自行火炮一度成为苏联坦克师和机械化师的标准支援火炮。中国在1955年接收苏军机械化师和机械化炮兵师装备时，还引进过99辆SU-100。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比德国还要先进，所以我们能生产出那么多胜敌一筹的产品。”回顾这段历史，阿杰耶夫也毫不掩饰自己作为“Uralmash”一员的骄傲之情，“那时处于战时状态，每个工人每天都要工作12小时，没有周末；有的人甚至昼夜工作。我们的工厂为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付出了全部的努力。”“二战”期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乌拉尔重机一共生产了5400辆坦克开往前线，有力支持了反法西斯战争，战时生产的最后一辆坦克成为厂区里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座雕塑。不仅如此，后来还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乌拉尔重机生产的军用坦克与同处一个城市的乌拉尔工学院培养的坦克手两者有机结合，组建成了赫赫有名的乌拉尔坦克师团，源源不断地直接开往苏德战争的前线。阿杰耶夫还特别自豪地告诉我们，中国读者熟悉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夫就是乌拉尔重机的。
乌拉尔重机从建厂生产的第一天起，便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特殊地位。“必须是斯大林委派的人，才能成为工厂负责人。”阿杰耶夫说。实际上，身为全苏同行业中的最大企业之一，其第一把手实际相当于副部长级别。与中国的情况类似，从这个“大国企”走出的领导人，最终走向俄罗斯最高领导位置也顺理成章，雷日科夫即是典型一例。1950年起，雷日科夫开始在乌拉尔重机厂担任值班厂长，然后步步高升，一直到1959年担任厂长。也正是因为有在乌拉尔重机这样重要的工业企业的工作经验，46岁的雷日科夫从这里调往莫斯科，后来成为俄罗斯政坛一位重要人物。
这个地理位置距离中国有些遥远的城市，其实曾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1950年2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专程来到乌拉尔重机参观。“毛泽东是在与斯大林会面结束后，在回国的途中经过这里，他一定要到工厂看看。”厂史博物馆负责人阿杰耶夫介绍说。看了这里的大型设备，毛泽东曾感慨：有朝一日，中国人民也要建立自己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建立了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
乌拉尔重机与中国的联系在两国关系的“蜜月期”时更加密切。阿杰耶夫说，当时中国曾派400多人前往乌拉尔重机厂学习，他们也派出很多专家到中国指导。国内很多大型重工企业的创建，都有“乌拉尔重机”的影子。也是因为与中国的这些特殊缘分，乌拉尔重机至今还保存着毛泽东、周恩来来此参观时的签名，还有陈云寄给该厂的贺年片。乌拉尔重机厂当年送给毛泽东的礼物——青铜雕塑“驯马师”，现在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内。
其实苏联解体之后，老牌国有企业乌拉尔重机也必然面临体制上的改变。根据俄罗斯联邦法，1992年，乌拉尔重机被改造成为一个开放式的股份公司，所有的下属企业都成为独立经营的公司。1996年，它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集团奥姆斯（OMZ）公司的一部分。乌拉尔重机人数最多的时候达6.5万人，而现在工厂只有6000名员工，这个数字已直观地反映出它所经历的变化。
这样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诞生出来的庞然大物，在后来剧烈的时代之变中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故事？从1974年就开始在乌拉尔重机工作的阿杰耶夫并不愿意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生产的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过硬的，几十年下来，也形成非常大的影响力，这可能与其他工厂不一样。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对好产品的需求是不会变的。”据他介绍，乌拉尔重机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已经开始生产大量民用产品，比如石油钻井平台、大型挖掘机、粉碎机等，所以外界政治的变化对他们这里没有太大的影响。他们现在与中国很多企业都有商业合作往来。
“不同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想法还是有差异的。”公共关系部女秘书叶卡捷琳娜告诉我们，成长于苏联时期的老知识分子对“Uralmash”还是有很强烈的感情，在解体后也不愿意离开；而年轻一点的思维更活跃，不少人借机换到别的地方，“他们更愿意为自己工作”。
叶卡捷琳娜是位性格爽朗的年轻女性。她笑着说：“我的老板说你们来采访，不要谈政治问题。什么政治问题，不就是我们的生活问题吗？”所以她抛开老板的“禁令”，用英语和我们聊得热火朝天。3年前，原为英语老师的叶卡捷琳娜辞了职，应聘到乌拉尔重机工作。她说，虽然也是经过一番激烈竞争才得到这个工作职位的，但是现在身边的朋友们并不会特别羡慕她。“你知道，时代变了，现在的女孩子们喜欢到时尚、设计类的公司，或者到私人企业、外国企业工作。以前如果说起自己在乌拉尔重机工作，还比较有优越感，现在这种传统的工业企业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金字招牌了！”她坦率地说。
苏联时期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人数最多的时候达6.5万人。图为：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外
“后备首都”
如果说叶卡捷琳堡是一个充满符号的城市，那么最著名的符号之一就是叶利钦。这里不仅是叶利钦的出生地，而且是他后来走向政坛的发迹之地。叶利钦苦心经营30多年的叶卡捷琳堡，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是他的大本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91年“八月政变”的时候，当莫斯科局势不定、充满着危险变数的时候，叶利钦秘密决定，准备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即后来的叶卡捷琳堡）当成俄罗斯的“后备首都”；由奥列格·伊凡诺维奇·洛博夫带领的“后备内阁”也被叶利钦派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进驻，准备与政变集团分庭抗礼——叶卡捷琳堡在叶利钦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1931年2月1日，叶利钦出生于距离叶卡捷琳堡约150公里的布特卡村一个贫困家庭。青年时代的叶利钦就读于乌拉尔工艺学院建筑系。1920年列宁亲自批准开办这所大学，现更名为“乌拉尔国立工艺大学”。
在叶利钦的母校里，有一个专门的“叶利钦研究中心”。从出生证，一直到最终去世，这里面保留着叶利钦大量的影像资料。其中一张照片意味深长：图片中心是昂首挺胸向外走去的叶利钦，远景则是站在插满党旗的讲台上发表讲话的戈尔巴乔夫。这一幕发生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28大”，那一次，叶利钦宣布退出共产党，与戈尔巴乔夫彻底决裂。
“这张照片很有象征意义，从此他和戈尔巴乔夫在各自的路上越走越远。”叶利钦研究中心主任鲍里斯说。鲍里斯是一位历史学者，他已出版了好几本有关叶利钦的研究专著，也将研究领域定位在从苏联到俄罗斯的20年变化。“很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很软弱，他当时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局势，如果他认同叶利钦当时的想法甚至把位置让给叶利钦，他们之间不出现特别大的裂痕，可以慢慢进行改革，那么苏联也有可能会保存下来。我们会和中国的道路十分相似，走得很顺畅，包括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关系也会比较好。”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鲍里斯毫不掩饰对后者的支持态度，他说，“当然也有持不同看法的，也有人支持戈尔巴乔夫。”
1976年，45岁的叶利钦当选为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叶利钦上任后一年内，把全州几千户住在破烂不堪工棚里的工人迁入设备完善的新居。手指着一张照片上密密麻麻的破房子，鲍里斯边介绍当时背景边评价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打破叶利钦盖的这些楼的总量，这也是为什么这里很多人喜欢他、支持他的原因。”
叶利钦被叶卡捷琳堡人民最感念的，是他靠自身的力量修建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谢罗夫公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地处苏联中西部，交通很不发达。计划中修建的道路要穿峡谷、越高山、过沼泽、跨河流，总长350公里，每公里的造价为100万卢布，完成这个工程至少需要筹措资金3.5亿卢布。叶利钦曾打报告给国家计委要求拨给专项贷款，但遭否决。
“那时苏联政府把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赚来的财政收入都投入到武器研发和生产上，根本不顾及民生。所以叶利钦最后用州里的财政收入修建了公路。10年内，他把乌拉尔地区的公路向北方扩建了不少，这样乌拉尔的宝藏都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俄罗斯各地。”鲍里斯说。注重解决民生的实际问题，也许是这位强硬的领导人在家乡赢得广泛支持的最根本原因。叶利钦去世后，他的家乡将一条原名为“卡尔·马克思”的街道更名为“叶利钦大街”。而在1991年8月形势变幻不定的敏感关头，很多人甚至从乌拉尔去莫斯科表示支持叶利钦。鲍里斯说：“其实在那段时间，这里的生活情况比莫斯科还要糟糕，但当时我们这里的人都支持叶利钦。”
谈到这里，鲍里斯忍不住开始对苏联时期的领导人进行批评：“苏联时期的老革命根本不考虑民生。俄罗斯人口在‘二战’后从150万人增加到270万，增加了近一倍。为了让更多的人吃饱饭、穿好衣，他们应该发展轻工业，解决民生，但是他们只知道把这些钱花在研制武器上，和美国搞军备竞赛，在阿富汗驻军打仗。苏联投入阿富汗战争时期，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操纵石油价格，使它跌去3/4，所以苏联石油根本卖不出价来。一方面拼命投钱打仗，一方面成本收不回来，所以苏联到最后基本上是个穷国，在俄罗斯政体改革期间，剩下的资本已经很少了。”
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与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城市别洛韦日秘密会谈后，宣布建立由斯拉夫三国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实际上宣告了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后来在传记中直指叶利钦是罪魁祸首。
对这一点，鲍里斯也替叶利钦做了辩护：“你们看到的是后期的结局，前期叶利钦为了保存苏联做了很多努力，后来实在是没有保存苏联的条件了，如果继续维持的话，苏联会出现内战，对人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他们才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鲍里斯还特地强调了另一点：“当时整个苏联的核武器分布在不同的加盟共和国、不同地区，是叶利钦规定要把核武器掌控在俄罗斯境内，尽量将核武器带来的风险降低。”
“1990年的上半年是最艰难的，我们的生活条件包括吃饭、穿衣等急剧恶化，国家已经不能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人们已经开始对党、对国家领导人失去信心。谁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生活，大家都特别茫然，甚至绝望，对国家前途感觉是一片空白……”在叶卡捷琳堡生活了30年的鲍里斯是标准的成长于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很多年来，他一直坚信：国家会给他提供一份永远的保障。20年前，他终于明白，他想托付终身的那个国家和制度已不复存在。谈到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鲍里斯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俄罗斯的退休金不可能保障正常的生活。我需要三份工作：一份在政府工作，一份在叶利钦中心工作，一份在大学任教。我得挣三份薪水才能保障正常的生活消费。这就是俄罗斯的现状。”
对于2011年，原苏联共同体里不同身份的人解读也各不相同。有人说，原来在苏联时期被“大俄罗斯”压制的少数民族，则不无欣喜地庆祝本民族独立20年；而曾经主宰苏联的俄罗斯人则怅然若失地纪念苏联解体20年。身为俄罗斯一员，提起苏联解体，鲍里斯也不例外地满是遗憾：“当时苏联是很强大的，我可以不需要手续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们都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也有很多朋友在那里。可是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不属于一个国家，我现在需要签证才能去那些地方，这是我在感情上最接受不了的。但是历史已经造成了这样的现实，我也知道不可能挽回了。”
也许正因为此，鲍里斯对普京提出的建立“欧亚联盟”的概念深以为然：“我们并不是要重新组合苏联，我们的想法是建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组织。”可是令鲍里斯最担忧的是，身边这些对“苏联”毫无概念也毫无认知的年轻学生，“现在的俄罗斯人已经是‘新俄罗斯人’，他们对联盟的概念不强”。所以鲍里斯把自己工作的一个重点放在教育这些“新俄罗斯人”身上。我们采访时，就遇到两批被老师带来参观的大学生。当老师指着那些黑白老照片满怀激情地讲解着什么的时候，那些年轻人脸上的表情都很冷然。
乌拉尔农机学院哲学教授尼古拉索夫
不确定的未来
在乌拉尔农机学院哲学教授尼古拉索夫的办公室里，最吸引人目光的，是柜子上摆的、墙壁上挂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人的画像。恍惚间穿越到每家每户都悬挂“伟大革命导师”画像的童年。尼古拉索夫说：苏联解体的时候，共产党组织也被关闭，这里所有的画像被收走了不让挂。但是尼古拉索夫和他的同事们又从垃圾箱里把画像拣了回来。“我们认为这是历史，不应该被抹煞。”他说。
也许是曾经共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也许是一肚子话憋了太久，未等开口提问，尼古拉索夫已迫不及待地以极快的语速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我们国家在这20年中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而且在这条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尼古拉索夫直截了当地开始了他的“演讲”。不知是否被他所讲的内容触动，一直坐在角落里的上了年纪的女秘书竟不可抑止地哭泣起来。
“现在，俄罗斯已经彻底变成第三世界国家——不是在最底层，也不是最高层，而是在中间徘徊着。按照梅德韦杰夫的说法，我们的上面有15层，下面有15层，我们正好在第15层。俄罗斯特别富的人占10%，特别穷的人占10%，绝大多数都是在中间阶层，这就是政府造成的大错误，让贫富差距变得太大。”
尼古拉索夫告诉我们，当地一家电视台曾经举行过这样一个民意调查：“20年后我们是否支持苏联的解体。”调查每两周进行一次，任何人都可以打电话投票。据尼古拉索夫说，每一次都是“解体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获得压倒性胜利，“只有一次投票结果是92%，其他都是以95%以上的选票胜利的”。
尼古拉索夫身上的“标签”非常鲜明：对苏联怀有深深眷恋，对其解体痛心疾首，对俄罗斯新领导人无情抨击。“我们的形式结构就是这样：最高领导层设立一个目标，然后国家杜马配合通过，他们一唱一和，把俄罗斯的政治玩得淋漓尽致。”在尼古拉索夫看来，叶利钦建立的俄罗斯没有任何监督机构，“不属于人民”；相反“苏联时期的政治体系要比现在完善得多，苏联时期还有监督，但现在完全是上层人物说了算”。尼古拉索夫也承认，相对于苏联时期，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言论自由——他也可以公开地批评普京，“但是与其说俄罗斯这个国家比较民主，还不如说是网络的功劳，肯定不是他们政党主动的想法”。
尼古拉索夫对现状的不满简直是全方位的。“苏联时期很强大的军队也不复存在，现在正常的征兵已经没有了，变成了合同兵，相当于是执政者花钱雇佣来的军队，并不属于人民，所以俄罗斯现在的军队实力很弱。他们感觉我们现在没有敌人，我们处在很和平的环境中。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华约只有北约，北约的存在对俄罗斯是一个绝对的威胁，他们还美其名曰北约与俄罗斯没有敌对关系。如果我们再遭遇一次类似于‘二战’时期德国对我们的攻击，我们还能胜利吗？我身边很多人的回答是我们绝对会失败，不可能承受这样的战争。北约甚至说，攻击我们的军队不需要高科技武器就可以把溃不成军的俄罗斯军队完全打败。”
谈到中国的发展，尼古拉索夫则毫不吝惜赞誉之辞。尼古拉索夫说他2007年到中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走访了北京、长春等城市。在中国期间，“我们从哈尔滨坐火车去吉林，很多中国人看我们，他们不懂俄文，我们也不懂中文，我就给他们看了一下我们的报纸，上面有布什的照片，很多人跟我们说乔治·布什不是好人，只有中国和俄罗斯团结起来才能把他们战胜。然后我们开始唱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国际歌》，我们用俄文，他们用中文，整个车厢都沸腾了……”尼古拉索夫还沉浸在那种气氛中。
尼古拉索夫坚信苏联是被西方的和平演变彻底搞垮的，“所以你们中国一定要警惕啊！”说到最后，简直就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对领导人截然不同的评价，或许反映的是不同群体对国家路径选择的不同看法。“现在打开俄罗斯任何一个网站，只要输入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统一俄罗斯党’，就会出现‘小偷政党’、‘骗子政党’这样的字眼。俄罗斯人民完全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党，为什么需要选举。完全可以这么说，我们是总统的国家，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尼古拉索夫对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毫不留情地开了炮。他说，俄罗斯的政客们向欧洲看了很长时间，号称要建立一个联邦政党，但到头来仍然是一党独大的局面。可是67岁的退休女工塔吉丽亚娜却对普京赞赏有加，在她看来，作风强硬的普京正慢慢恢复当年苏联作为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的霸气。所以，对于梅、普的“政治二人转”，她也颇不在意：“一会儿当总理，一会儿当总统，不过就是个形式嘛！”
“我们俄罗斯已经形成了下层人物需要上层来为自己决定命运的民族性格，从沙皇时期到现在一直都是，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强势人物，除此之外，好像别无他法。”鲍里斯半是无奈半是自嘲地说。
毫无疑问，如果有选择，尼古拉索夫肯定会选择回到苏联时代，可是34岁的叶卡捷琳娜不会同意他的观点，虽然她也有她的烦恼。
作为乌拉尔重机公共关系部的女秘书，叶卡捷琳娜每月的薪水有4万卢布（约8000元人民币），“比我做英语老师的工资好得多”，但是她最大的担忧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她说：“苏联时期，每个工厂都有免费的托儿所，所以我就是在妈妈工厂里的托儿所长大的。但是现在，这些免费的托儿所都取消了，我只能把孩子送到私立幼儿园。而私立幼儿园收费昂贵，每个月一半的工资都要花在孩子上幼儿园上面。”
叶卡捷琳娜所忧虑的生活问题，其实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如果想把孩子留在幼儿园多待一段时间，要付钱；上了学在学校里买课本，要付钱；喜欢健身的丈夫去体育馆，也要按1小时300卢布（约60元人民币）的标准付钱……而这些东西，在苏联时期几乎都是免费的；现在每家每户都有车，可是交通又开始堵了……
可是有一点她很明确：即便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她也不愿意回到过去。原因只有一个：“现在我可以选择。”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叶卡捷琳娜感谢时代的变化。“在苏联时期，妇女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她们要会做饭、缝纫，因为那时候物资缺乏，很多东西必须要自己动手做，像我的妈妈，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做家务上。可是我不需要会这些，我只要上网选择我喜欢的样子，它们就会自动送上门，我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喜欢的事情上。”
叶卡捷琳娜想起周末去超市的感受。“超市里面有各种牌子、各种口味的奶酪，我可以选我喜欢的，虽然它们的价格比以前高。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商店，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队才能买到奶酪，而且只有一种口味，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两种生活的对比，她又想起了父母的房子。苏联时期他们有一套政府免费提供的公寓，只有两个房间和一间小小的厨房；整幢楼的取暖由一个中央空调提供，每个房间都烧得很热，也不可以自己调温度。父母后来自己买了套大房子，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大大的厨房。对叶卡捷琳娜一家来说，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们终于可以自己来控制自己家的温度，也不是由别人决定。“我可以让一个房间温度高一点，一个温度低一点。虽然我们要自己付钱，但是感觉很好，因为我有选择，我能选择！”
叶卡捷琳娜对这一次的总统大选也反应冷淡。“普京？我并不是很喜欢他，因为感觉他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叶卡捷琳娜说，自己身边很多更有思想、更活跃的人已经选择离开俄罗斯。“可是我有家庭、有孩子，我不想变动……”确认自己不想回到过去，但不确认眼下的路是不是他们最终要到达的方向，这大概就是叶卡捷琳娜这一代的年轻人的共同想法。他们一边困惑着，迷惘着，一边继续自己的生活，等待时间给他们一个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