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月6日，“知识中国2011年度人物”颁奖礼在北京举行。著名职业探险家、生态学者杨勇与其他9位社会精英一起，当选为“知识中国2011年度人物”。
由全球最大的中文百科网站——互动百科主办的这一活动，今年已是第二届。本届知识中国年度人物35名入选者中，还有吹得“鸟哨”绝活、上海崇明东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普通工作人员金伟国，拍摄《可可西里》、用电影宣传生态保护的知名导演陆川。
杨勇的获奖感言是，“改变源自你我”。颁奖礼后，《中国绿色时报》记者独家对话杨勇，解读这位独立学者历经20余年科学考察形成的“民间生态观”。
就在登上知识中国领奖台的前一天，杨勇还在江西省参加一个由非政府组织主办的江河论坛。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长江重要调节枢纽鄱阳湖的命运，引发了他的深深担忧。谈到鄱阳湖的未来，杨勇结合以往经验告诉《中国绿色时报》记者，“我认为，鄱阳湖的生态破坏已不可逆转”。
随着鄱阳湖湖底挖沙、劈山填湖等违法行为频频曝光，杨勇发现，一些因渔业减产导致贫穷的农民也开始围水、挖塘养贝，进一步加速了鄱阳湖的生态危机。
根据他进行的调查来看，江西省林业部门做了大量工作，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尽最大努力保护鄱阳湖区的生态环境和越冬候鸟，但依旧无法完全应对严峻的形势——现实发展已经远远超出单个政府部门所能掌控的范围。
就在记者采访当日，《长江保护与开发2011》报告出炉。这份由中国科学院、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长江流域湖泊正面临着物种丧失、生态系统退化、洪水调蓄能力降低和供水能力不足等问题，少数湖泊甚至面临消亡的威胁。
这似乎与杨勇的观点不谋而合。杨勇认为，湖泊、江河和森林、荒漠等要素一起，构成了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一个要素发生改变，必然会带来诸多连锁效应。
长江流域生态问题依然存在
作为江河专家，杨勇在科考过程中，一直关注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森林生态系统。
他出生在金沙江畔的大凉山，曾经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工作过10年。这座因共和国三线建设而崛起的城市，也是中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发源地。
在攀枝花矿务局工作期间，他参加了多次野外考察。但这种体制内的考察，总是让他感到“不尽兴”。终于，他脱离体制，开始用探险的方式搞科研。
1986年，他顺流而下，完成了6300公里的长江全程科考漂流；1988年-1991年，他徒步考察金沙江和雅砻江，并提出长江上游自然生态保护和水土整治的一系列建议。
金沙江和雅砻江江面上曾经密密麻麻的漂木，是杨勇抹之不去的青年时代的记忆。“6300公里的长江，最触目惊心的是金沙江。”杨勇回忆。在天保工程实施前，国家、集体、个人三把斧头，齐刷刷挥向长江沿岸的天然林。在林区，他看到成片成片的森林遭到灭顶之灾。
这些年来科考途中，视野所及，昔日一座座“光头山”，渐渐被新绿覆盖。杨勇说，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建设和天保工程、退耕还林等措施，使长江流域近年来森林覆盖率有了很大提高，水土流失有所减缓，河流泥沙含量有所降低。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使得问题依然存在，深层次的危机正在孕育，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日益严峻。
杨勇又开始聚焦林改。他说，林改使老百姓得到了切实利益，“要不是有了林改，他们也许一辈子都看不到这么多的钱”。
但在林区，特别是在重点林区，另一个隐患开始显露苗头，很多资本在暗中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杨勇担心，一旦各方面时机成熟，具备了开发的基本条件，森林资源有可能面临新一轮的掠夺式开采。于是他建议，林改的配套措施一定要合理、有力、到位。
生态重建应该遵循自然规律
当选知识中国2011年度人物，杨勇的获奖理由是：以一位民间学者专业理性的声音，客观公正地对大型项目进行独立观察，树立了独立学者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范本。
杨勇的独立调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官方资料的缺失。他相信，对中国西南山地地质现象的认识和解释，以常规手段进行，往往是无法全面掌握的，它需要时间和深入，宏观视野和跨学科的结合。
1988年，杨勇将徒步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和建议陆续发给国务院和李鹏、宋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一年，国家启动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这或许是机缘巧合。”杨勇对此这样解释。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当日晚间，杨勇向国务院发出3条建议。地震灾区3年重建过程中，他坚持深入灾区考察，不断呼吁重建要遵循自然规律，特别是要考虑灾区恶劣地质环境的约束。很难进入的灾区，应该让地质生态环境自然修复并还其生态功能。他认为，不论是重建还是修复治理，一定要顺应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
在“中国河流杨勇”的新浪微博上，这位横断山研究会会长、首席科学家用照片说明，“汶川县城背后的地质危岩”。随着次生地质灾害的进一步发展，山体自然环境的自然修复过程还没有完成，人类的影响干扰还在继续，如果遇到极端气候，这些治理工程的设防强度和防抗灾能力能否抵御更大的地质灾害，都还面临巨大考验。
东部地区也面临荒漠化危害
前不久，杨勇以随队专家的身份，加盟某企业组织的亚马孙流域之行。与亚马孙河气势磅礴的水面相比，他对巴西人的生态理念更感兴趣。在巴西人看来，江河和森林是人类密不可分的朋友。水里有鱼，林间有果，世代生活在亚马孙丛林的印第安人，也因此感到自豪。
而和巴西同属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却是对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和生存环境质量付出的巨大代价，也掺杂着对生态系统的野蛮破坏。
杨勇向记者展示了2011年12月他在广东省东江流域考察时拍摄的照片。当地过度开采钨矿、稀土矿、石英砂所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已然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而工业化带来的大量污染，又使得环境承载力面临巨大考验。难以想象，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珠三角城市群，未来也有可能面临包括荒漠化和环境质量危机在内的多重生态问题。
这次为期16天的考察结束后，他撰写了4万余字的《东江考察报告》，建议通过建立跨行政区的生态补偿机制使“绿色经济”得以真正实现，建立完善流域经济统筹规划和跨行政区的有效沟通平台，完善流域管理，确保东江流域保护和永续利用。
三峡工程、南水北调、汶川玉树灾后重建等，杨勇都发出了专业理性的声音并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但他坦言，与早些年相比，这种声音越来越受到阻扰和辩解，而国内许多专业NGO组织同样面临一个尴尬——转型的中国正在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生态问题显然已不再是一些地方政府最突出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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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绿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