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董文胜 实习记者 童璐
14年前，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上映，王江安一连看了六遍，阿甘的执着深深地打动了他。其实，王江安的大半生也像阿甘一样，不停地在跑，跟着汽车轮子跑，27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
从一哄而上的狂热，到“四面楚歌”的质疑，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从来没有风平浪静过。许多人犹豫过，放弃了，而王江安和他的“兄弟连”却坚持下来，而这一坚持就是近十年。今天，安凯纯电动车跑在北京、上海、大连、乌鲁木齐、杭州、太原、成都、昆明等18个大中城市的大街上，其总量占国内纯电动客车总量的近70%。
正在召开的两会传出信息，由工信部牵头制定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专项规划即将颁布实施。他们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
“卖了5辆车，拉了6个涨停”
“2009年2月，我们卖了5辆电动车，公司股价居然一连拉了6个涨停。你说市场热捧新能源到了什么程度!”
从合肥市南一环右转上南淝河路，一条笔直的马路通向安凯客车(000868,股吧)的大本营。
没有太多的豪华大楼，整个厂区显得格外朴素，只有来来回回穿梭的大巴车与装货的卡车在忙碌着。这里，曾开出过数万辆中国最豪华的大客车，也开出了中国市场上绝大部分的纯电动车。这几百辆电动车真的会改变中国乃至世界？其实，争议远远不止在安凯。
“2004年，国外学者对家庭用车减排减污的讨论进入白热化阶段；2007年，中国政府在两会期间首次提出"构建节能环保型社会"的概念，新能源概念才在中国客车行业开始升温。安凯和其他许多厂家一样都想推出自己的产品。”
王江安微微一笑，喝了一口茶。“2009年2月，我们卖了5辆电动车，公司股价居然一连拉了6个涨停。你说市场热捧新能源到了什么程度。”当全球都在对行业前景感到困惑的时候，中国至少有50多家企业扑向电动汽车。”
“可到2011年初，很多厂家忙活了近两年，车子也没做出来。许多人犹豫了，放弃了。没有政策的指引，没有同行的陪伴，我们就像在一个看不到亮光的隧道里前行。”
王江安的办公室在公司大门左侧一栋不高的综合楼里，40平米左右的房间与桌面堆放的文件相比显得有些小。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楷体打印的字：中国不是一个容易的国家，在许多严肃的问题面前，我们需要真正的实干家。
王江安用手一指说，“这句话非常贴近我们当时做新能源汽车的感受。在别人动摇的时候，我们真的一点都没动摇。傻乎乎地往前奔，心无旁骛，勇往直前，才有今天。”
王江安说话平和舒缓，脸上表情少有起伏变化。他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1963年出生的王江安，2005年从江汽集团来到安凯客车任董事长。从到安凯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思考、摸索：如何走一条有安凯特色的新能源汽车道路？
2006年8月，全球学习型组织的创始人彼得·圣吉到安凯做演讲。他的幻灯片里有一幅画：一个走钢丝的人。石油的开采、供应与消费维持着钢丝的平衡。突然，一把剪刀剪断了代表石油的钢丝。彼得·圣吉说得很明白，40年后石油可能没有了。这句话让王江安心里“咯噔”一下：中国对石油的依存度太高了，没有石油，安凯怎么办？
一位电力专家的话启发了王江安：石油可以没有，但中国一定有电，因为来源非常多，煤炭、太阳能、风能、核能，而且现在电池普遍使用的锂资源，中国的储量世界第二。
沿着业界普遍认同的汽车发展思路：替代燃料、混合动力、纯电动到燃料电池，王江安把安凯战略的天平偏向了纯电动技术路线。
当时媒体上的一篇文章《德国人醒了》更是坚定了他的信心。文章说，在能量转换过程中，从油井到汽油机，再到车轮的能量转换效率是15%；而从油井到电站，再到电动汽车车轮的能量转换效率是28%。在碳排放方面，前者是后者的3.6倍。
王江安相信德国人的研究。他看到德国举国共创电动汽车产业的举动。奔驰、宝马、西门子等大公司都在做电动汽车的研发。2009年，宝马在全球100多个点检测它的电动汽车。
2009年，王江安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读博士，他的论文题目就是：企业家开发新能源汽车的意愿。这个选题逼着他去系统了解、研究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更大的支持来自王江安身后的新能源团队。当时安凯已经研发了多款新能源客车，不同技术路线的产品与市场磨合，让王江安真切感受到电动汽车的未来一定会如火如荼。王江安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自己的设想，并最终将发展纯电动客车作为安凯“十一五”以及“十二五”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只脚踩在传统汽车的红海里，另一只脚踩在新能源汽车的蓝海里。王江安坚定地说，“新能源汽车市场，刚刚进入加速阶段，开始踩油门了。今后二十年，市场不火都不行。”
“擦亮皇冠上的明珠”
“当初发展新能源汽车，其实我还有一个私心，就是能拿一两个国家863项目，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国家政策的阳光雨露。”
2009年，王江安在一个国际论坛上作了题为《擦亮皇冠上的明珠》的演讲。“我希望凭技术起家的安凯，还能用新技术来赢回自己的尊严。”
讲台上，王江安不无感慨，“安凯有过自己的辉煌，中国200万元以上的豪华大巴市场曾经是安凯的天下。早在1993年，安凯从德国引进凯斯鲍尔全承载技术，这是当时中国客车行业最顶尖的技术。但过于高端的市场，也让安凯承受了亏损的阵痛。现在安凯在传统客车市场重新回到前三强，但安凯还能擦亮技术"皇冠"上的明珠吗？”
“战略上先行，走在别人前面。”这是王江安喜欢说的一句话。他没有想到，在纯电动客车的道路上，安凯走这么远，甚至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2009年3月，安凯成立新能源客车部，王江安把这个担子交给了当时主管技术与质量的副总熊良平。
“熊总技术出身，爱学习，爱思考，但激情需要提高。不过，新事物可以激发人的潜能和激情。事实证明，他完全胜任这个工作。”王江安这样评价自己的“兄弟连”成员。
短短3年时间，熊良平交出了一份让业界惊羡的成绩单：从国家863项目到国家火炬计划，安凯全部榜上有名。在新能源客车领域拿到了22项专利，承担国家及省市项目17项，成为国内拥有新能源车型及国家公告最多的企业。
王江安说，“当初发展新能源汽车，其实我还有一个私心，就是能拿一两个国家863项目，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国家政策的阳光雨露。”
熊良平记得，安凯第一次申报国家863项目时，曾因准备不足而失利，当时董事长极为恼火，迎面见到我们就像没有看见一样走过去了。以后再有重大项目，他总是亲自督战。后来安凯为申报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准备了10个月。其中一个30分钟的汇报演讲，王总前前后后听了有20遍。不满意就推倒重来，硬是做到演讲时间上下误差不到30秒。
评审中，包括近10位院士在内的25位专家团没有给安凯留面子：“电动车在能量转换中节能吗？”“价格昂贵的电动车能商业化运营吗？”“安凯的优势在哪里？”“中心怎么建设？”“未来效果如何？”
熊良平有自己的思维逻辑。他说，从战略上讲，中国需要发展纯电动车。一是可以绕开国外在变速箱技术领域太多的技术壁垒，二是中国在电机电控技术和电池技术上与国外差距不大，可以赶上来。
在能量转换问题上：中国仅电网夜间浪费的低谷电，就可以供应2000万辆小轿车充电使用。电动客车可以很好地解决夜间储能问题。虽然目前纯电动车的售价比传统车贵，但以12米纯电动车为例，其百公里耗电不到100度，按8年的车辆使用寿命来看，综合成本与传统车基本持平。按照现有电池技术的发展，相信未来2-3年完全能实现整车价格下降30%-50%。这意味着电动车将可以不依赖补贴生存。
在减排上，每辆柴油车每年排放二氧化碳近20吨，而电车的排放是零。中国有40万辆柴油车在公交线路上跑，减排的潜力有多大，市场就有多大。
熊良平非常平静地告诉专家团，“安凯客车已经大批量进入完全商业化运营，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熊良平说，“当专家团的问题像炮弹一样一个接一个落下的时候，我们用技术和实实在在的数据赢得专家的认同。”
“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
“不能用现有的汽车设计规范来设计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必须是全新的：有驱动仓、电池仓、系统控制。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
“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王江安非常庆幸，他的新能源团队在电动车产品的开发上扎实地展示了安凯的技术力量。
2012年2月底，从合肥公交集团传来最新消息，安凯纯电动公交车单车连续运营里程突破11万公里，合肥市已有180台纯电动客车上路运营，出车率为97%，高于柴油车的94%，累计节约柴油265万公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7000吨，创造了中国纯电动客车商业化运营新纪录。
如果算上在北京、上海、大连、乌鲁木齐、杭州、太原、成都、昆明等18个大中城市示范运营的车辆，安凯的纯电动车累计投放市场接近700辆，几乎占国内纯电动客车总量的70%。
最早负责合肥市18路纯电动公交线的车队队长胡先扬说，“摸着石头过河的安凯电动车，经历了复杂路况、极端天气、早晚高峰多种条件下的考验，现在已经在合肥市区21条线上满负荷运营。”
安凯纯电动车项目最早的工程师陈顺东，现在已经是安凯新能源汽车研究所所长了，他清楚地记得，早在2003年，安凯同北京理工大学合作生产了20台纯电动公交客车，用于北京121线路的运营，该线路为国内第一条商业示范运营的新能源公交线路。
陈顺东说，当时没有人看到电动车的商业化前景，安凯主动伸出橄榄枝，迈出第一步。
2005年，随着电池技术的改良，安凯开发了第二代镍氢电池的纯电动客车，3辆样车投入湖南株洲公交线路运营。这次合作使安凯技术人员对电机控制技术以及电池管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007年，公司开发生产了第三代纯电动客车，使用磷酸铁锂电池和超级电容的“双电技术”，最初服务于上海815线路，并成为上海世博局和市政府接待用车。安凯对整车系统控制技术的掌握获得突破。
王江安说，2009年，他在德国一家博物馆，看到二战时期解剖的潜艇：功能仓各自独立非常清楚。当时他突然感到：要改变！不能用现有的汽车设计规范来设计新能源汽车。电动车必须是全新的：有驱动仓、电池仓、系统控制。
2010年，王江安提出自己的观点：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
同年，安凯推出了整车系统控制、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四代电动车。
陈顺东说，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各种新技术路径上，安凯其实一直在尝试。尽管混合动力汽车作为过渡产品，市场推广起来更容易，但安凯主攻电动汽车的方向没有发生大的动摇。
王江安承认，“在新能源的发展过程中，安凯的团队是有相当贡献的。尽管大的创意我拿得多，但他们在技术与产品开发上下了大功夫。”
安凯电动车的成熟也在与合作伙伴的交流磨合中不断进步，陈顺东说，“中科大有一批博士团队每天在安凯坐班，上海交大在整车结构分析方面帮了我们大忙，安徽大学与我们在电机及电控方面进行深入合作。与美国EDI、德国西门子及美国陶氏化学的紧密合作，让安凯走在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前沿。”
“卖不到1000台，别跟我讲话”
“你们出去走一趟，调研调研，到处问一问，数据汇汇总，就有感觉了，也就有信心了。信心来自市场。”
2012年2月，安凯汽车营销大会，台下座无虚席，台上王江安正在做动员报告。“你们现在不要跟我谈条件，我先给你们每人发50发子弹，你们出去"打一圈"回来再说。”
王江安的手指在空中轻轻一扬，划个小弧，稍稍顿了一下，这是他加重语气的习惯动作。
“你们出去走一趟，调研调研，到处问一问，数据汇汇总，就有感觉了，也就有信心了。信心来自市场。”
安凯新能源营销公司总经理王干华，这个坦克专业的毕业生，2000年来安凯，从事销售多年。他说，“董事长经常这样给大家打气。去年大家都觉得市场不太好，但他坚持要增加产能，后来的事实证明，市场就是很好。2011年，安凯的传统车卖得好，纯电动车也销售了近340辆，全国第一。”
不过，王干华透露，今年的销售指标没有定得太高。
王江安对新能源车的销售抱有一种宽容心，他有自己的大算盘。“新能源车市场是一个慢慢培育的过程，要有耐心。你把目标定得低一点，但对销售人员来讲，实际上可能就是翻一番。他们知道，完成这个目标，董事长就满意了。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有主观意愿的团队更容易成功。”
而对一些过于保守的营销经理，王江安可没有这样的好脾气。一次，一位业绩不错的经理定低了自己的销售指标，王江安劈头盖脸甩给他一句话：“你卖不到1000台，没有资格跟我讲话。”
“王总是一个接"地气"的人。他不仅在战略上把握方向，也抓落实。”王干华说，“更多的时候，董事长就是一个top sales（高级销售），他经常带着我们全国各地跑，做调研、卖产品，最多的时候，一天见6个大客户。”
王干华心里清楚，安凯今年将在新能源车的销售上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技术，提升后台电子信息化服务。安凯一位负责海外销售的经理信心满满地说，“今年一定要让安凯纯电动车驶出国门。”
而王江安希望，新能源客车今年的财务报表会更好看。因为，他深信，这个占安凯年销售不到5%的“新宠”未来将成为中国新能源客车“黄金二十年”的主角，甚至会改变全球客车行业的游戏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