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消息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于4月1日-3日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网全程播报。
以下为“亚洲中产阶级的兴起与消费变革”论坛文字实录：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4月1号至3号在海南博鳌举行。此次大会以“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下为“亚洲中产阶级的兴起与消费变革”论坛文字实录。
安允文：大家好！我是彭博电视台的安允文，这么多年我看到不少亚洲巨大的变化，我们希望能够利用这样一个经历，并且尽量使今天的讨论嘉宾能够提供他们的经验。我想讨论一下亚洲中产阶级的兴起与消费变革。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会是美国中产阶级人数的四倍，到2030年中产阶级数量大大增加，印度的中产阶级也会超过10亿，跨国公司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彭博电视台每天采访的时候，我们前几周在上海访问了皮纳，他也在谈阿迪达斯看到中国的潜力，认为中国会成为服装鞋帽市场第二大市场。我们彭博电视台的台长谈到2014年它会成为我们的第二大市场。这对全球经济会有什么影响？这些所谓的亚洲龙的购买者会对全球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全球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关键在于亚洲将如何发生变革，从一个依赖出口的经济体转变为消费驱动的经济体。首先请我们的讨论嘉宾先一人说几句，在我左边的是陈树，他是证券柜台买卖中心董事长。他的左边是范必先生，国务院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然后是Rick Kash，尼尔森全球副主席。在他旁边是JDK副主席桑贾伊.瑞迪。最后我们还有任学锋先生，天津市副市长。欢迎各位！我们首先请范必先生谈谈政府如何推进改革，而不仅仅是讨论刺激消费。如何真正实现改革，促进内需。
范必：谢谢主持人，今天我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昨天晚上参加了能源资源的讨论，人非常多，根本就挤不进来，而且记者也非常多。但是今天我发现来参加这个会好像还没有完全坐满，记者也没有像昨天那么多。这好像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媒体，包括读者比较关心很富的人，也关心最穷的人，但是就是好像对中等收入的人好像都不是特别关注。但是我觉得能够认真来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这些人往往最有远见，因为它是一个巨大市场，对经济拉动作用超过了所有阶层。今天作为大会主办方把最好的题目交给我们来讨论，是有它特别的用意。谈到中国的中等收入和消费的问题，我们想过去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消费水平差不太多，随着经济发展，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中等阶层这个群体自然而然形成了。作为我们国家来讲，这30年发展比较多的依靠投资和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在东亚是比较常见的，我们称为东亚模式。我们说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是靠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然后在大量的生产要素的投入带动经济增长。现在来讲，我们也感觉到它的局限性，分析我们应该怎么转变它的发展方式。其中很重要一点，继续保持投资和出口一定速度和规模的同时，要更多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
范必：而扩大消费中，中等收入阶层是消费欲望、消费能力、消费潜力最大的一个群体。我想中国从政策上、制度安排上都会考虑怎么样扩大消费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谢谢！
主持人：如何能够促进改变过去30年对中国特别有用的一种模式，就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和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如何把这样一种模型转变为依靠内需的模式。在这种转型中。因为我22年前曾经在东北沈阳居住过，当地特别依赖国有企业。但是却没有社会保障网络。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对中国人而言，可能人们很难去消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从经济学来讲，消费的行为受什么影响？一个是即期的收入，还有一个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对未来收入预期就涉及到社会保障问题。很多人收入提高后并不用于消费，他考虑未来用于教育、失业等等一系列问题。很多人说这是中国勤俭节约的美德，有这个因素，但是不尽然。在发达国家没有完全完成社会保障的时候，他们也是高储蓄率。从经济学统计可以证明一点，高福利国家，居民储蓄率会低一点。福利水平相对低的国家，它的储蓄率会高一点。这都跟社会保障有直接关系。为了改善消费者的消费预期，很重要一点，除了直接增加居民收入以外，就是要改善社会保障。像我们国家现在做的方法，已经建立了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生育，最低的收入有一个低保体系。这些体系基本都建立起来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怎么提高覆盖率、提高保障水平，解决城乡统筹问题，异地都能使用的问题。把这个解决好后，会提高中等人群对未来收入预期，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
Rick Kash：我想进一步补充一下范必的做法，有两个问题，储蓄和消费之间。在美国，消费占经济的78%，第三个要素就是信用的重要性，它使得消费者更容易进行消费，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对比，我到底要花钱还是要存钱。也就是说，中国也要决定从长期看信用到底发挥什么作用，在整个亚洲都是如此。
安允文：下面请任学锋副市长跟进一下范先生的说法，我们听说佐立克也来出席论坛了，他前一段发表报告，说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考虑到我们在谈论中国经济再平衡，你是否同意中国现在的模式。这种出口的市场已经不再可持续了，现在的模式可持续吗？
任学锋：我同意范先生的说法，比如在天津，这是中国第三大城市，在整个城市有数千万人口，去年它的增长速度也比较快，它的驱动力是什么呢？就是投资以及先进制造业。财富500强国家其中有110家在天津投资，滨海新区发展特别快。下一个模式也就是增加消费，我们需要把增长模式进行转变，对天津的地方政府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平衡制造业和消费驱动的增长在今后十年都是如此。但是我们如何进行必要的改革来打破过去这个模式，就是以投资驱动的增长。因为在这方面是有既得利益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努力，并不是短期就能实现的，我们还是需要增长能够稳定下来。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把这个任务完成。我们也需要教育我们的消费者，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消费行为。这样也能够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安允文：对天津有什么期望？天津是一个高科技园区，你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城，也许它特别像一个曼哈顿。对你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任学锋：我们有一个金融中心，但是只是提供金融服务的。对于整个天津的发展来说，我们有很好的服务业，他们发展非常快，因为我们是一个临海城市，我们有一个一流的国际机场。我们希望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物流中心。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吸引外国资本在我们的服务业中增加投资。
安允文：谈到印度，你们对于未来印度的中产阶级会有什么样的预期？因为几年后，就会有好几亿中产阶级。
桑贾伊.瑞迪：讲这个挑战之前，首先讲一下机遇的问题。今天我们中产阶级大约有1.5亿，而我们总人口大约12亿，2020年大约有6亿人会成为中产阶级。我们也谈到中产阶级消费市场到2020年会增加到4万亿美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了。印度和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印度的增长模式并不是以出口为驱动，我们更多依赖国内的消费，所以在全球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受到的影响就要小一些。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比如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也有很多挑战在今后几年需要应对，其中就包括基础设施。对中产阶级来说，他们有一些机遇。就像大家刚才谈到的，他们的期望值是非常高的。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吧，比如印度是世界上一个文明古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因为我们人口平均年龄比较低。我们50%人口是在25岁之下，75%的人口是在40岁以下。这些人对未来有非常高的期望值，他们推动着印度的增长、消费。我们如何满足他们的期望值呢？包括像创造机会、就业岗位等等。这个群体对于现在的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是非常熟悉的。
安允文：基础设施是否阻碍了印度中产阶级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呢，使得他们期望值无法满足呢。刚才陈先生谈到了台湾的情况，他们有着先进的制造业，印度的消费者和西方消费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桑贾伊.瑞迪：印度消费者对价格非常民先，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低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机会。今天印度的基础设施，我们GDP预计今年会有7%，对于印度人来说，这也点偏低，就跟中国一样。我想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甜蜜的烦恼吧，我想因为基础设施不足，至少影响了印度两个百分点GDP增长。同时消费者因为基础设施不足，使得他们花费成本也高了很多，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安允文：陈树先生，您从金融方面，从整个金融的角度来看，我们亚洲的消费者，你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崛起呢？
陈树：中产阶级代表一个经济发展的动能，我们感到经济从欧美逐渐移向亚太新兴经济体，无论是从亚行的报告或者很多学者专家的看法，2020年后，可能消费支出占整个GDP比重，或者中产阶级占全球比重会逐渐移向亚洲。当然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印度、东南亚新兴经济体会扮演很重要角色。这到底是一个风水轮流转还是事在人为呢，我觉得这都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前面大家讨论了欧美经济动能为什么会减弱。一般从经济学上，消费是以经济民主化的基础。甚至整个社会和谐基础可能都靠这块。在台湾，区域经济动能转移过程中，台湾能够在参与这个市场，可能大家也清楚整个亚太经济体，中国大陆跟印度布局、策略与他所发展的行业产生结构调整，所谓的七大新兴战略产业和台湾六大新兴战略产业，达到一个相当高的融合度。也许在科技创新、在管理创新、在整个人才以及经验上，他可以借有这样一个大的市场。因为大陆已经从世界工厂走向市场。在金融面，包括中小企业在大型化、规模化逐渐走向精致化。我们柜买市场提供中小市场部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允文：在整个转变过程中，如何来实现融资的呢？比方说发行债券，特别是中小企业贷款难的这些问题。这些中小企业也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树：日本有70%来自中小企业，台湾中小企业占到9成以上，以后中小企业无论在印度、中国大陆都将扮演重要角色。中小企业因为规模小，有弹性，可以适应各种风险。由于规模小，可以创造更优质化这样的产业发展。中小企业在信用方面，银行不愿意给他融资，政府在这方面如何扮演一个积极的主导角色。我们柜买市场也希望能成为中小企业的摇篮。5000万台币以上就可以到柜买市场买卖，这样从间接金融走向直接金融，我们希望给他一个全方位资金支援机制，这方面成效也相当好了。大陆推出所谓的新三板，这就像台湾发展的相当不错的模式，可能以后在整个经济体系里面构筑更大力量，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安允文：我们知道去年温州金融上遇到了一些问题，政府最近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当地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呢？如何促进他们中小企业和中产阶级的发展呢？
范必：温州和一些地方确实出现了民间借贷的风险问题，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把温州作为民间借贷改革试验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做法。作为民间金融来讲，作为一个自由市场经济来讲，借贷应当是一个他们自愿的行为。特别是小企业，通过间接金融来满足贷款需求，确实存在比较小、风险大、信用不高的问题。而且作为银行方面也存在一个成本过高的问题，通过直接金融应当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安允文：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向你讨论这个问题，尼尔森是不是有相关数据概括我们未来面临的挑战？
Rick Kash：如果大家看一下历史上的数据，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在亚洲中产阶级，在196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成员。但是他们的消费支出在1975年的时候仍然不高，当时亚洲中产阶级占全世界的3%，他们消费力只占中产阶级总数的2%，但是到了2010年，排除日本，亚洲中产阶级占世界总数的24%，消费力占世界中产阶级16%。大家会看到这个增长速度非常快。我们看到一些因素在发挥作用。比方中产阶级的增加和购买力的增加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上个星期，我和中国两个最大的银行负责人进行了会面，他们有几块业务，其中发展最快的就是私人银行业务，他们门槛标准就是你要有1000万的资产，他们的做法就是希望模仿美国进一步发展中国私人银行业务，这样能够创造就业、投资和中产阶级，还能够创造出购买力。我认为在中产阶级的增加和购买力的增加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我认为在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安允文：任副市长，您如何看待刚才尼尔森的朋友说的使得中产阶级有更多的钱进行消费，希望在天津创造出一个金融中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创造出来呢？
任学锋：我认为银行体系在未来应该发生改变，这样大部分的银行应该更关心中等收入的增长，这样他们就可以花费更多的钱来购买各种产品。我认为银行在未来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安允文：其实现在你们就这样了，钱正在从存款帐户进入理财帐户。
任学锋：因为市场发展非常快，消费者行为也在发生变化，他们可能更关心娱乐、体育以及其他的一些支出，而不仅仅是购买商品。
安允文：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和亚洲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不一样，美国的消费者负债程度很高，我们在这里会不会看到同样的风险呢，特别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他们对商品欲望的增加。
Rick Kash：我想在这个讨论中，有这样一个词语特别重要，但是前面还没有提到，这就是企业家精神。市长先生提到要鼓励个人创造自己的企业，如果我们看看全世界的情况，大部分经济体如果在一开始政府投入资金，然后企业家又跟进的话，经济就会发展的非常快。我每一到三个月就会来中国一次。如果你不是每天都在中国，你仍然会感觉到中国人希望能创业的这种热情。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尊重世行的观点，但是我不同意他们的报告，我认为中国这个模式不仅有外部，也有内部的原因使它继续增长。
安允文：你认为像你这样的能源企业，能在中国发挥什么作用或者计划发挥什么作用？
桑贾伊.瑞迪：我们在中国参与的还不是很多，我们在澳大利亚参与的比较大，但是我们计划进入这个市场。你说的这个主题我也想谈一谈，中产阶级是一个广泛定义，对印度来讲，如果任何公司想进入印度市场，就一定要理解印度市场。印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我们有23个官方语言，1600种方言，还有很多不同的部落，在印度内部有许多个印度。所以对于一个金融服务产品或者任何产品，一定要确保你知道印度中产阶级市场何在，你如何为他们提供产品，然后才能想办法把这些产品提供给客户。
安允文：我们听众现在可以提问。
提问：你好，我是JF克配，我们有一个小型的公司，我们主要发展是发展欧洲消费品牌，将这些品牌带到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因为亚洲市场发展非常快。我的问题给Rick Kash先生，作为投资者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所有这些国家中产阶级的发展以及他们对消费的新态度，基本上我们也发现了三个主要的消费模式，这方面就是一些高端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者展示出来，首先是他们的地位，他们愿意买大品牌，比如LV、GUCCI，第二个模式就是家庭的福利。第三种就是个人福利的消费，什么东西最适合我，我就去买什么。对消费更具个人主义的特点。我的问题是你认为对个人带来好处的这种消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亚洲变革中发挥重大作用？
Rick Kash：你的描述非常有趣，社会地位通常被认为是愿意付出溢价的这样一种行为，人们在支出的时候是有一定顺序的，一般大多数人首先会考虑到家庭福利，然后考虑到个人的好处，这三点并不相互孤立，我们谈到中产阶级的时候就会谈到他们有更多的收入可以支出，超出了他们家庭维生所需要的那些收入，因此真正发生的情况是实际上他并不会选择在这方面选择地位还是照顾好我自己，而是同时考虑的。这对企业会有什么影响呢？我想建议的是应该问如果把品牌和产品从一个国家带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如何能够建立起一种理解，使得这个国家存在对你这个产品充足的需求。而不是先把这个产品带进来，然后再寻找需要这个产品的需求。
提问：当然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理解，专家也已经做了这样的工作。但是我还是想回到前面这个问题，就是个人福利、个人的好处。相关报告说，如果你拥有了一个LV包，你可能就会想你自己在消费中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有些时候，穿着一个奢侈品牌的鞋并不舒服，你可能需要买其他的鞋。拿印度作为例子的话，也许你花的钱可能能够买到更值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许你可以进行进口。
安允文：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这个角度。范必先生，在中国我们看到城市化正在发展，数以百万级人摆脱平困，中产阶级正在产生，他们希望通过各种产品得到丰富，在这方面有没有危险呢？
范必：坦率说没有这种危险，因为消费它的发展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每个消费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在消费的时候总体来讲是理性的，不会做太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当社会保障不充足的时候，他就不会去过度消费。当有足够保障的时候，他就可以做一些消费。比如他可以去旅游、买一些保险，多看一些昂贵的演出。刚才这位先生提到海外企业他怎么样进入中国市场，实际上中国市场中等收入阶层消费和世界上其他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规律基本一致。这里面有几个一般的规律在中国也是适用，一个就是我们消费群体分层，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对于生活必须品的消费占的收入比重会减小，对于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占的比重会提高。即便减小，他拥有的档次也会提高，过去吃花生油，现在吃橄榄油。更重要的是其他非生活必需品的比重会提高。对所有阶层来讲，特别是中产阶级，他购买这个产品，用这个产品评价自己、评价别人。因为中产阶层分的层次很细，企业进入的时候，同样要关注消费的分层，就是消费产品它的文化内涵。现在很多进入中国的消费者注重宣传产品功能，实际上功能和品位放在一起的时候，品位占的比重会更多一点。进入中国的时候你应当注意到这种规律和西方国家是一样的。而现在作为西方和国外的企业，你对于中国这个市场应当有足够的关注，而且应当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来量身定做这样的一种产品。比方厨房设备，中国的厨房恐怕不一定有这个烤箱。你可能要有一个豆浆机。就是按照中国人的特点，足够地关注他的需求，量身定做新的产品。由于我们中产阶级不光是发达的城市，二三四线城市也是值得关注的群体。谢谢！
Rick Kash：我也想强调一下范必刚才讲到的，因为尼尔森我们确实是跟踪105个国家的消费者行为，范必讲的非常对，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趋势其实是全球性的趋势，因为消费者全球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说在中国有这样一个趋势，英国有另外一个趋势，俄罗斯又是另外一个趋势，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性的趋势。这一点我非常同意他的说法。每一个市场，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行为，每一个市场上，你要针对哪一个细分市场，有些人是希望获得高档市场的高利润，比如说在美国增长最快的一个品牌，我们都是说所谓的私人品牌或者自有品牌，都是零售商自己的品牌是发展最快的。这是一个全球趋势，而不是个别国家的趋势。
提问：我是企业家杂志的，我有一个问题，中国的制造业的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采取一个更好的营销战略使得他们能够利用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获得更多市场？
Rick Kash：刚才范必已经提到每一个市场细分的问题，如果你看一下世界上发展很快的企业的话，他们都是做出很多努力，来影响到每一个细分的市场，比方说它的价格以及它的类型。比方你看宝洁的产品，他们有八种不同的清洁剂，有贵的、有中等的、有便宜的。所以我对于中国的生产企业，我的建议是首先要看你的产品目标群体是什么，是中国消费者还是美国消费者。同时我再补充一点，它和品牌营销有关。营销有四个重要因素，产品、价格、地点、种类。所以我对于您的建议，你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话，你必须了解到你的目标群体是什么，这样才能采取某种媒介和他们进行营销，这样能够找到你推广的群体。
安允文：天津是如何给自己树立品牌的？同时在营销方面，制造业企业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任学锋：我认为对于我们城市的生产企业来说，客户的满意率非常重要。客户满意了，才能实现客户的忠诚、客户的价值。我们企业想如何为顾客创造价值，他们需要用新的技术来进行进一步的创新，来满足他们顾客的需要。
陈树：消费是决定整个经济运作的走向，在消费里面，要进入一个市场的话，大家强调我要不要先掌握市场或者我自己开拓品牌。掌握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了解市场的话，很多产品在那里是没有销路的。比如化妆品，如果你要卖到穆斯林这个市场，他可能就不喜欢这个产品。所以了解市场整个变化、需求、文化、价值等等，这个部分越来越重要。中产阶级目前已经扮演很重要角色，未来在全球可能扮演更重要角色。中产阶级用一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特色，但是有一个共同，要优质，同时要平价。他不是要追求很高的价格，但是要追求很优质的东西。不仅仅是要饱，而且要好。不仅仅单一的面向，而且需要全方位的功能。而且不仅仅是需要个人满意，而是需要社会满意。刚才尼尔森提到一个问题，中产阶级消费能力高，影响到投资和理财。就广义的消费来讲，包括金融消费，还有实体消费。他特别提到消费者的信用很重要。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对金融消费都有特别的保护机制。台湾在去年也推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对金融消费多元化、透明化，可能跟实体经济发展也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安允文：你刚才提到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几年中，产品的质量、包括食品的安全都是中国老百姓非常关注的问题。同时他们要求企业承担相应的责任。
桑贾伊.瑞迪：技术的重要性在未来会进一步增加。无论中国、印度还是东南亚的消费者，他们如何认知这个产品，他们如何有选择性地使用这个产品，所以我们营销非常重要。不仅是高端的产品，包括大众的产品，技术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Rick Kash：刚才陈树提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在发达国家中，我们看到有一个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在过去300年中，供需之间比较平衡，但是因为全球化，因为有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看到在发达国家中可以说是供应过剩的，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在发展中国家，传统定义中，营销就是你首先创建一个产品的品牌，营销就是你希望找到这个需求，使得你的产品被卖出去。我认为这种传统的做法借应该变化了。因为在这样一个过渡的世界里面，我们首先要了解顾客有哪些需求没有被满足，他们能够给我们创造出大量的利润。所以传统的营销定义和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们首先是了解需求，然后进行产品供应，我们对营销定义将会发生一个重大变革。
安允文：在这个供需中，到2030年中国可能有14亿中产阶级，印度有好几亿中产阶级，那个时候包括像欧盟仍然是有很多的消费者，那些原材料的价格是不是会发生重要作用。中国在价值链上不断上升，中国劳动力成本会不断增加，是不是消费者以后就会付出更多的钱呢？
Rick Kash：我们需要避免通货膨胀这个情况，但是归根到底我们不能忽视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利用技术来创造出更好的产品，这样可以抵消原材料价格上涨。
提问：我是中国日报的记者，各位你们刚才提到一个问题都是非常好的。提到亚洲中产阶级，你认为民族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如果我是一个生产的精品，我的品牌是一个区域性的品牌，一个国家层面的品牌，还是一个国际品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在天津有一个非常好吃的包子叫狗不理。狗不理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国际的品牌呢？还是狗不理只是应该针对中国的品牌呢？对于一个快速消费品，他们是否应该制定一个长期的营销战略？
安允文：这个问题是针对所有嘉宾，大家有什么样的评论。中国人口超过了十亿，比美国人口多得多，是不是有一个品牌完全针对中国的消费者。
Rick Kash：我并不认为这三个层次上的品牌是互相排斥的，除了资本之外，就是要进行品牌的区分化。你们的产品是不是进行足够的区分，和你的竞争对手不一样，使得你能够在天津、在中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进行发展，比如美国、非洲等等。如果你进行了品牌区分，你的品牌增长会超过50%，然后你的利润会增加260%，所以你的收入增长速度将会超过250%。所以不仅是天津，还是全球，关键的问题就是你的产品和你的竞争对手是不是足够的不同，使得你能够明显区分开来。
桑贾伊.瑞迪：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红牛，25年前他是一个泰国的产品，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之后也进行了区分，包括在泰国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有很大需求。如何对这个产品进行重新定位和品牌塑造，使得他能够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呢。比方在印度，如果你有一个中国的品牌，或者韩国、或者欧洲的品牌，经过5年、15年后，大家可能都忘记了他是一个国际品牌了，甚至会认为他是一个印度的品牌。比如三星在印度、在其他地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说不定五年后，印度消费者就会认为三星是一个印度品牌。
安允文：互联网也在发生非常大的作用，许多国际品牌都是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生产的。
提问：我们讨论了不少中国的制造业，，在座各位嘉宾如何看待服务业对中产阶级的作用？人们已经经历了很多购买商品的经历，金融、教育等等，服务业对中产阶级有什么影响？
安允文：服务业占中国的比例还不够多，但是服务业肯定是越来越重要的一点。
陈树：服务业一直在体系里面占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台湾服务业超过70%，服务业有金融的服务，还有一般的服务。一般的服务在中国大陆来讲，如果服务业本身可以创造品牌的话，他比一般的制造业会更容易。台湾虽然技术好，但是规模小，不太容易在整个全球或者比较大的市场里面打出自己的品牌。最近有一个郭台铭先生，参股了夏普的股权，这样两地技术、行销可以结合起来。像服装业，台湾服装会穿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身上。像85度咖啡，中国大陆，重庆要增加1000、2000个点。还有像所谓的旺旺、康师傅等等。有时候服务业可以从衣食住行上面开创出自己的品牌。我想这样要快速成长壮大是比较容易。台湾很多的服务业，像游戏产业以及一般的休闲娱乐都可以创造出很好的市场，而且大家也清楚，饮食够了后，他会求精神方面的消费。所以服务业在中产阶级崛起后，会更加重视这块。政府跟人民之间，过去是监督关系，以后可能变成合作的伙伴关系，这样就把他的方向掌握住，可以协助企业发展。谢谢！
安允文：范必先生，服务业如何快速发展，他现在比中产阶级增长的快还是没有能满足中产阶级快速增长的欲望。
范必：服务业从一般发展规律来说，比较发达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后，才会逐步形成足够发达的第三产业。各国好像基本都是这个规律。如果完全没有第一、二产业的情况下，你说我们去做服务业，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他没有这样的积累、也没有这样的人才。从农耕文明直接进入服务业，几乎不可能。目前我们服务业占的比重跟发达国家相比偏低，跟印度比也偏低。服务业我们确实有一些制度安排上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我们大的方面是先要有大的工业、农业。如果工业和农业是一块一块砖头的话，服务业就是这个砖头的粘合剂，没有这个粘合剂，就不会盖成大楼。在整个价值链过程中，生产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小，服务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iphone也是大量的服务占的比重比较高。对于中国，更多的服务这块价值让发达国家拿去了，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拿到，这要有一个过程。随着慢慢学习、积累，逐渐我们的服务比重也会越来越高。中等收入人群跟服务业是什么关系呢？从低收入人群进入中等收入人群，一个很重要标志就是服务、消费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会有很大的提高。因为中等收入人群也要分，从刚刚进入门槛一直到比较高。亚行有过一个标准，中等收入是一天收入2美金到20美金。这个可能各个情况不一样。从进入门槛到比较高的水平，服务占消费的比重会逐渐增加。
安允文：任学锋副市长，你提到天津服务业占16%的GDP增长。
任学锋：去年是46%。
安允文：今年5年、10、20年，金融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对天津占多大比例？
任学锋：我认为工业服务特别重要，包括金融服务。我们说的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消费性服务业。在天津，我认为生产性的服务业应该占到服务业很大的一个比例。
提问：各位专家，今天在座很多中产阶级人士，我觉得很关心一个问题，应该咱们持续地在中国使这个群体壮大，持续地使这个群体人数越来越多，持续地让这个群体消费能力越来越强。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房价越来越高、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收入的预期压力也是同样在增加。现在我看中产阶层实际上是分布在不同的行业，这个不同的行业的压力又不一样，比如我们有公务员、有外企、有中小企业主，都散布在各行各业里面，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个群体继续的得到一个发展，持续能够具备中产阶级的消费的能力。谢谢！
范必：我谈谈我的看法，刚才你提到怎么样使中产阶层队伍壮大。我们说在社会各个阶层当中，一个让公众满意的社会是应该保证它的流动性。中产阶层不是说经济发展了、收入提高了，中产阶层就完全形成了。应当有一种制度安排，能够使低收入阶层有希望进入中产阶层，这是这个社会需要进行制度安排。对于中国来讲比较突出的问题，你能不能够自由居住。现在户籍制度影响了自由居住。我们经常讲富二代、官二代，他们第二代进入中产阶层很容易。农民工的子弟有没有希望进入中产阶层呢？那你就要创造一个自由竞争环境、公平教育环境，因为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类似这样的制度安排在我们国家是需要完善的，你不完善的话，这个中产阶层只能限制在目前的城市人口，我们城市化率50%，还有50%农村人口怎么逐步进入中产阶层，这个需要作出一个制度安排。这是我们说的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所谓中产，最大的标志是什么？收入提高。你这个收入自己能够满意，而且有比较好的预期，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中产阶层心态，能够买得起车、房，能够有一些服务型的消费。我们通过税收制度或者分配制度的改革，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要和整个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同步。劳动报酬的增长要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这两个同步如果做到，他可以使中产阶层队伍稳定扩大。谢谢！
安允文：有人提到了户籍制度，户籍对创造中产阶层有什么影响？对于消费力有什么影响？如果取消或者改革这种户籍制度，对于创造就业又有什么影响呢？因为现在的制度可能会限制农民工或者其他人的发展。
陈树：所谓户口，过去很多研究对中产阶级的界定，有的从实际的所得，每人每年8000美金到1.8万、1.9万，也有人说每天消费2元美金到20元。有时候你没有做好户口这样的调查，你的统计可能会失效。界定中产阶级它的对象、生态、族群分布是什么样，可能会影响以后你的消费。因为消费在哪里，你要掌握整体的生态。我们现在追求经济的成长率，要有高就业率，不要有太多物价上涨率等等，这些都会进入数量因素。看消费者整个信心、看整个经济发展的信心。现在所谓一般的经济追求应该是幸福，所以有所谓的国民幸福指数。这里面包括有三个数量因素，居住、就业、收入。还有七项到十项的品质因素，这些应该怎么兼顾呢？大家共同追求是什么，可能很多顾问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应该深度考量。谢谢！
Rick Kash：今天早上，副总理和其他人谈到了亚洲的一体化。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在做梦，一点也不现实，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发达国家所面临的艰难时期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很可能看到全球经济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消费，另外一部分生产。我觉得在这个黄金时代我们会有一个均衡。我们看到有十个快速增长的国家，印度基础设施不断改进，中国发展也很快，还有像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所以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会有一个最有生产效率、最有快速增长性的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在这个新的体系中，不是有输有赢，而是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获益。
安允文：回到住房的问题，我的中文不是特别好，但是我经常听到一个词，“买不起”。大家都抱怨买不起房子，中国大城市中，房价已经让很多人无法承受呢，哪怕是中产阶级，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他是否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Rick Kash：在发达国家的市中心，人们也是想有居住的房子，但是发现市区向周边扩大，你的经济能力就反映在你住房的地段。随着中产阶级不断增加，他们会创造出更多需求，也会使通货膨胀不断增加。现在城市可能扩展到30、40、50英里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应该增加交通设施，这样可以在比较边远的地方买得起房子，然后也可以很快进入市中心。
提问：我是来自德勤公司的，我想请教天津副市长任学锋先生，天津是中国改革开放又一个试点，特别是金融和产业方面的发展是一个佼佼者，可是在扶持中产方面有什么具体政策？据所知现在中产阶级最大负担不是户口，是税收。现在交税交的最多的是中产，我们中国城市里面还没有发现有退税制度，据我了解，香港每年都会有退税。
任学锋：你的问题很好，在香港工作过，我曾经退过6000元税，但是税收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可以回答的。你可以提问范必先生。
主持人：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我希望继续可以参加这样的讨论，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