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世行的报告你怎么看，佐利克早就来过国资委，他很羡慕我们的改革。”以政协委员身份出席“两会”的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3月5日高调回应了所谓“世界银行报告建议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看法，李荣融在小组讨论中表示，世界银行报告选择在今年“两会”之前推出，出台时间较有针对性。但对于报告中的观点，他显然并不赞同。
而当有记者将同样的问题抛给政协会议发言人、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时，赵的回答则显然谨慎得多，“对这400多页报告我用Word的检索功能做了检索，我没有查到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建议。”
“有的学者和网友认为，这篇报告是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由此引起更多网民的质疑，他们表示强烈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我的理解，他们是担心国有资产的流失。”赵启正说。
意想不到的“呛声”
世界银行与中国的国务院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所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中预测，到2030年，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可能将从目前的27%下降到2030年的10%左右。
尽管有多位仔细阅读过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报告的学者对媒体表示，报告的用语较为谨慎，提出的建议也没有任何过激之处，但无可否认的是，只要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改革话题，争议往往随之而来。
“这份报告发布的时机很重要，因为中国将进行领导层换届。”《2030年的中国》报告发表后，来华访问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对记者直率地说，报告得到有关领导的“坚定承诺”。
实际上，即将在6月卸任行长职务的佐利克此次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表这份由世界银行与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
2月27日，当李克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佐利克一行之时，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国研中心主任李伟皆在旁就坐。
当日，除了由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向各家媒体发出《2030年的中国》报告新闻稿之外，项目的参与者们还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实现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发展：中国的战略选择与国际经验”高层讨论会。
《2030年的中国》称，在从“中等收入社会”走向“高收入社会”的20年路途上，如果未能主动调整战略或调整失败，中国将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对此，报告提出了加强财政体系、促进“绿色增长”、扩大社会保障、降低不平等程度、鼓励创新以及让中国金融业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等全方位的改革建议。
而“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的建议则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们应该深化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和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破除进入壁垒，促进公平竞争。”国研中心主任李伟在作开幕致辞时也提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但却丝毫没有提到《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推进国有企业股权证券化，可考虑设立国有资本管理公司或投资基金”的观点。
但让与会学者们意想不到的是，佐利克第二天在北京举办的媒体会上，遭到了曾参与创办“乌有之乡”网站的“独立学者”杜建国的“呛声”，杜闹场的理由便是，反对国企私有化。
没有人知道杜建国为何作出世行建议国企私有化的理解，报告的英文文本此前尚未在世行网站发表，而中文文本则至今没有公开。
据唐学鹏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撰文认为，如果从世行网站上下载这份468页的报告，这份报告并没有特别“出格”之处，用语谨慎，观点审慎。比如它说中国此前30年的经验已经无法为今后的挑战提供有效的指导—这的确是事实。比如它说中国经济减速(2026年之后可能在5%以下)将会带来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比如财政平衡和养老的挑战—这也是一直以来的忧虑。报告的6点建议也是“共识性”的，比如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重新调整民营和国营的关系；鼓励创新，增加市场自由度；抓住绿色经济的机会；扩大社会的机会平等；加强财政改革；以及更开放地全球化。
国资委反对
“许多专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即中国的国企从许多方面获得了收益，例如其得到的廉价融资以及其收益留存等等，并提高了中国的储蓄率，但并没有使得老百姓受益，所以要想降低中国储蓄率，使大众获利，国企需要将红利返还给社会，这样做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在杜建国被安保人员“请走”之后，佐利克对在场记者解释了世行报告在国企改革上的主张。
除了来自民间的“呛声”之外，也有部分学者对世行报告不以为然。如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就直接表示，世行报告的核心就是要私有化，一方面因为民企近年来发展不好，大家把账算在国企头上；另一方面，公众对国企不满则更多因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种不平衡导致公众对“自己”的企业发展得好反而有意见。
据本报记者了解，世行报告本来原定在2011年年底发表，但却延迟了数月。
为了这份报告，佐利克已经是三次来华。
2010年9月，佐利克提出联合开展研究报告的建议，得到中方领导人支持。这是世界银行与中国首次以联合课题组的形式共同开展的研究。
财政部作为世界银行在华业务的归口管理部门，协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组建了联合课题组。中方成立了包括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财政部副部长李勇等在内的内部指导委员会，世界银行成立了包括四位副行长在内的内部指导委员会。
而具体的研究和报告撰写工作，则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和世界银行中蒙局局长克劳斯•罗兰德(KlausRohland)、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Nehru)共同领导的联合课题组承担，共有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五十多位专家参加。而中方的顾问团队更是由经济学家吴敬琏领衔。
实际上在2011年9月，报告已经基本完成。
佐利克当月再次来到中国，拜会了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并且出席了在北京的高层研讨会。佐利克当时透露，报告将在2011年年底的晚些时候发布。
尽管报告将以世行的名义发表，但却不得不听取中国的各方意见，除了专家的建议之外，地方政府、有关部委的意见更是要征求。
于是，佐利克不得不为第三次的东方旅行做好准备了。
21世纪经济报道称，在报告形成之后，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报告高度肯定，认为报告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唯有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
国进民退争议
其实，这份联合报告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中国存在电力等自然垄断的合理性。佐利克建议，中国可以在少数“自然垄断”行业保留进入壁垒，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供应商，无论它们是国有或私营，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管。到2030年，中国的大型企业，包括私营和数量已经减少的国有企业，必须具备现代化的公司治理以及可以决定重要战略事项的专业委员会。
报告同时建议中国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收益的比例，在规模较小和较大公司之间、在国有和非国有公司之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关键的准入问题上都要进行更多投入。
这份报告建议，未来中国政府可以复审现行的职能和职责，让国资委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保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上，剥离一定的行政功能，并同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一样让其他政府部门履行落实和执行竞争政策的职能。
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国研中心人士的消息称，报告刚刚完成时，对于国企垄断写了很多，结果国资委给国研中心发了一封很长的函，逐条批判这个报告，说中国根本不存在国进民退，也不存在国企垄断，国资委严重质疑这个报告的根据和结论。
世行报告无疑与国内长期存在的对“国进民退”的声音合拍。
在本届“两会”期间，相当多的代表委员建议给予民企更多的生存空间，包括更多的信贷支持，以及放开一些垄断性领域等，同时也存在削弱国企份额的声音。
而作为政协委员的李荣融则表示，“国进民退”是无稽之谈。
“有些人提出国有经济大幅度提高的言论不负责任，你有数据支撑吗？我手上的数据年年下降。”李荣融当时列出一组数据：1998-2010年间，国有企业的户数占比从39%下降到4.5%；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从52%下降到27%；利润总额从36%降至27.8%；从业人数从60.5%下降到19.2%，贡献的税收从65.5%下降到37.2%，以此说明民进的步伐要比国退快。
但对于更为关键的国有非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数据，李荣融并未列举。
“过去几年是国进民也进，民进得比国进快。这两个不是对立的，(国企和民企)是一个‘代表队’。就像美国湖人队能缺了科比吗？光有科比没有其他人能成湖人队吗？一样的道理。”李荣融说。
与李荣融的高调相比，参与世行报告撰写的国研中心专家都显示出少有的回避姿态。记者曾致电多位参加报告撰写的专家，都婉拒了采访请求。
“最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没有时间谈报告的事。”报告的中方课题组负责人刘世锦在电话中谨慎地说道。
实习生覃梦奇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