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发得很多，但看不见通胀，我的观点是看见就晚了。”
9月1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第三届国际玉米产业大会上表示，“上半年货币发这么多，CPI是负的，PPI还没有起来，这确实需要过程。货币过多了不能看消费者物价指数，要看所有商品的物价指数。”
8月份CPI数据降幅明显收窄，各机构纷纷预测，年内CPI同比转正的可能性增大。
周认为，超发货币能不能推动经济增长值得思考。货币超发以后只有一个后果——物价的总水平上升。“不要把物价总水平仅仅看成CPI，物价总水品是所有商品服务的价格的总水平。”周其仁说。
周其仁将近年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增长量相比较，发现最高的时候M2曾经高过GDP增长20个百分点。而今年上半年，我国的M2增长28.46%，经济增长为7.1%。
在很多场合，周其仁都会提到，货币像蜂蜜一样有黏度，大量的货币注入会“滞留”在市场某些部位形成“鼓包”，商品的相对价格就会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改变。
“鼓包”当然会带来经济增长，因为它会让一部分投资活动活跃起来，比如说过量货币冲向房地产，房地产相对价格会显著上升，从而刺激投资活动，带动经济增长。“但是要非常当心，你给它时间它还会流平的，最后就是物价总水平上涨。”周其仁说。
而且在周其仁看来，货币的这种蜂蜜似的黏性流体，正随着市场条件的改变而逐渐“稀释”——“鼓包”起得很快，平得也很快。
金融危机下，各国首先要防止的是“超跌”，普遍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周其仁认为现在下任何结论都太早，要灵敏地跟踪变化，同时对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威胁也要注意控制。
周其仁表示，中国经济继续持久的增长，最重要的不是跟着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需、培养国内市场等体制性改革。
对于目前国内的需求，周其仁更倾向于强有力的城市化需求。但他同时提醒，围绕城市化的这一波投资，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日本的教训就是“修了路没有车跑，不继续修路增长速度就下去了，再修修什么？”
在他看来，不仅财政投资驱动的力度重要，结构、方向也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给未来的需求做准备。整体看，中国的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需要的投资是惊人的。
“2008年中国城镇化率是45%，全球水平是50%。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比重，日本是44%，美国、德国是42%，全球大概是28%，中国15%。所以中国城市化的集聚程度还是落后，而城市化集聚程度对大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这里面中国是有机会的，问题是怎么样把财政政策，用到对将来有需求的方面去，这是财政政策长远的一个挑战和考虑。”周其仁说。
